另一方面，通過明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的基本立場，有力回應台灣方面以“制度不同”為由拒斥統一的現實挑戰。20世紀90年代，隨著“憲政改革”在台灣地區的展開，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逐漸成為以所謂“自由民主”為政治正確的台灣當局和不少政治人物拒斥“統一”的藉口。早在1996年，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就曾提出，“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祇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首次將制度差異橫亙在兩岸交流之間。2008年，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也曾表示，“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進一步運用價值符號淡化兩岸間的“主權”爭議。而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更是公然宣稱，“我們祇有一個國家，就是‘中華民國’台灣；我們祇有一個制度，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其措辭體現出強烈的以“民主”價值包裝“台獨”意圖的政治策略。“台獨”開始作為“一個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真實化、名正言順、名實相符的台灣”⑪出現在台灣民眾眼前，其所操縱的價值話語體系對於“主權”話語的挑戰在進一步加強。面對以制度差異為藉口的“台獨”價值話語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⑫，強調制度問題並非影響統一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台灣民眾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已形成“堅持當家做主，珍惜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制度關切⑬，對在島內已被汙名化的“一國兩制”始終抱有制度疑慮。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一方面積極明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⑭，另一方面，又為兩岸溝通設置了較低的門檻，縮減兩岸對話的實質限制，力求最大程度尊重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意願”，有力回應台灣民眾對其現有政治制度的關切。“兩制”台灣方案的包容性設計與台灣當局藉由“生活方式與價值追求不同”而拒絕探討統一問題的狹隘形成了鮮明對比，既駁斥了將“台獨”視為台灣實現“民主自由”唯一途徑的錯誤觀點，又對島內藉助價值性話語包裝“拒統”政策的實質進行了有力的揭穿和回擊，為“一國兩制”在台灣地區的適用掃清了以“自由民主”制度為藉口的障礙。
三、話語意義：充分把握兩岸統“獨”話語爭論主動權主導權
在1979年兩岸暫時結束直接軍事衝突後，大陸和台灣在統“獨”政策表達層面的話語鬥爭已成為雙方鬥爭的“主戰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地區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發生較大變化，在此背景下，兩岸話語鬥爭的重點也發生了相應改變。在“台獨”分裂分子的鼓噪和挑釁之下，兩岸話語鬥爭的議題重點從此前“正統之爭”下的“兩岸誰來主導統一”，轉變為統“獨”之爭下的“兩岸是否要統一”。在此背景下，大陸雖一直在戰略層面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主導權，但在話語鬥爭這一具體層面，仍面臨不少挑戰。在一個時期內，兩岸雙方話語鬥爭的“鋒面”逐漸從“促統”轉至反“獨”議題。習近平總書記“兩制”台灣方案倡議的提出，成功扭轉了這一兩岸話語鬥爭中反“獨”優先於“促統”的議題設定和探討狀況，使“如何實現國家統一”重新成為兩岸關係中的重要議題，因而不僅具有充分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更在兩岸話語鬥爭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方面，“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實現了兩岸話語鬥爭議題設定重心的轉變。自台灣方面政治格局發生變化後，尤其是“台獨”分裂分子逐步掌握島內執政權後，台灣當局便不斷拋出挑戰大陸底線的觀點，對兩岸關係造成嚴重危害，更讓兩岸話語鬥爭的焦點逐步向統“獨”議題反向轉進。以李登輝時期為例，在其執政前期，台灣當局尚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能夠提出諸如“國家統一綱領”之類的統一議題，兩岸話語鬥爭的焦點主要在於如何實現統一。但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尤其是1999年其拋出“特殊的兩國論”後，台灣地區“民主獨立”思潮興起，“一中”經典論述開始在島內逐漸失去“聽眾”，⑮兩岸話語鬥爭的主要焦點從“如何實現統一”轉為“兩岸是否同屬一個中國”。此後，不少台灣政治人物更是不斷拋出一個又一個統“獨”議題，在島內形成“拒統”政治動員，在兩岸間製造各種事端，試探大陸政策底線。大陸在兩岸統“獨”話語鬥爭中開始處於被動應對的地位，反“獨”上升為大陸對台政策的首要話語要素，而“促統”的重要性則有所下降。受此影響，一個時期內，在理論界甚至有不少人祇言反“獨”，不講“統一”，將“統一”視為一個次要議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一舉改變了兩岸話語鬥爭議題設定的重心，重新讓“統一”成為兩岸關係中的核心“關鍵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⑯，“統一”既是“兩制”台灣方案預設的目標，更是未來兩岸關係的必然走向。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當前，“促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反“獨”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都應是服務於“促統”這一終極目標的具體方式。在“兩制”台灣方案引導的話語體系之下，“兩岸是否要實現統一”已經成為一個沒有討論必要和探討空間的議題，兩岸雙方所需要共同探索的祇能是“兩岸以何種方式實現統一”這一議題。因此，“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已成為大陸方面突破“台獨”分子設定的統“獨”議題話語陷阱，重新掌握兩岸話語鬥爭主動權主導權的關鍵舉措。我們相信，隨著大陸方面不斷圍繞“兩制”台灣方案形成新的觀點表述，“統一”議題將在兩岸範圍內引起更多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華兒女的思想共鳴，也必將在經過兩岸同胞的充分討論、交流之後，獲得廣大台灣民眾的支持與認同。
另一方面，“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將在話語層面為進一步夯實國家統一的台灣民意基礎提供時間和空間。在“台獨”分裂分子不斷形塑以所謂“台灣主體性”和“反中仇中”為表現形式的“台獨”意識的背景下，台灣島內民意結構已發生悄然變化，開始呈現出“偏獨化”的結構特徵。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議題及相關政黨的兩岸政策主張的看法勢必影響其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也就直接影響選舉的結果。⑰島內主要政治力量均受制於選舉壓力，也或主動、或被動地實現了統“獨”立場的“獨”向位移。當前，在島內，主張“統一”的聲音已變得極為微弱，台灣民眾對“台獨”之害的容忍度日漸提升，而對“統一”之利的認識嚴重不足。這種情況若長期持續下去，無疑會讓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民意基礎大大削弱，從根本上破壞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習近平總書記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的提出，能夠有效削減“台獨”意識對兩岸和平統一民意基礎的持續侵蝕，從而為我們在奪取民意基礎的話語鬥爭中爭取時間與空間。一則，“兩制”台灣方案將“統一”重新設定為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主題主線，通過在兩岸交流交往中引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這一全新的政治觀點，能夠引發台灣民眾對探索統一議題的關注熱度，敦促島內政治力量重新審視現有的話語體系。二則，“兩制”台灣方案明確表示將充分考慮和保障台灣民眾的利益、情感與訴求，其所形成的最終制度設計將以正和博弈的結果呈現，切實向台灣民眾展現“統一之利”。三則，“兩制”台灣方案提倡不限主體的平等協商，呼籲雙方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大陸藉此掌握了兩岸關係發展的話語主導權，民進黨等“台獨”政黨則被迫以“拒絕溝通”來被動回應大陸方面的積極示好，對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台獨”之害在此過程中逐漸暴露。由此，在“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過程之中，台灣民眾將獲得重新思考“統一”議題的時間和空間，而其情感與利益訴求也將在“兩制”台灣方案的包容性設計當中獲得吸納，兩岸復歸統一的民意基礎將走上重塑之路。
注：本文係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遏制外部勢力干涉台灣問題的法理依據研究”（項目號：18CGJ009）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習近平：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②參見周葉中：《“一國兩制”法理內涵新釋》，《中國評論》（香港）2014年12月號。
③《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
⑤《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⑥參見李家泉：《香港回歸望台灣》，香港文匯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
⑦參見李義虎等著：《“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頁。
⑧參見段磊：《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法理定位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頁。
⑨祝捷、宋靜：《歷史上三次復台治理經驗及對“兩制”台灣方案的啟示》，《台灣研究》2019年第5期。
⑩莊吟茜：《“一國兩制”在台灣的汙名化：剖析與澄清》，《台灣研究》2016年第1期。
⑪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玉山社（中國台灣）2006年版，第35-36頁。
⑫《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⑬參見《兩岸和戰的民意與民心》，資料來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latq/2020-05-09/2382646.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0年8月15日。
⑭《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⑮段磊：《“一個中國”話語體系的邏輯構成與理論挑戰》，《中國評論》（香港）2016年11月號。
⑯《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⑰林勁：《關於台灣民意與相關民意調查的若干觀察》，《現代台灣研究》2019年第6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0月號，總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