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這份報告把中國定位成“發達國家”，並直言要接受來自中國的挑戰。
它認為，中國已是高科技產品的最大進口國，在國內生產總值、國防支出和對外投資方面僅次於美國，中國自己也承認是一個“成熟經濟體”，但在與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打交道時，卻仍“自我指定為發展中國家”。這份報告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發達國家和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應該協助保障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自由和開放”，但中國卻以“發展中國家”自居，“系統地扭曲了全球多個產業部門，損害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現在承認並接受“中共一直在其內部對美中關係的界定：大國競爭”。這實際上是對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反向曲解。眾所周知，中方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首先是指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的關係，並非兩個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而近來中國國內關於“六億人口每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大討論，真實地反映出中國整體發展程度仍然較低、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客觀事實。
第四，這份報告把中美價值觀差異作為兩國矛盾與衝突的主要方面之一。
在特朗普上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許多人認為他是“商人總統”，衹關心商業利益和物質利益，不關心政治信仰和價值觀。這顯然是一種誤解或者誇大。事實上，早在2016年11月26日特朗普已經當選美國總統並處於候任狀態時，他曾經針對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的去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稱：卡斯特羅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古巴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島國”，他希望“古巴人民最終能獲得他們應得的自由”。⑤2017年4月，他以敘利亞政府軍使用毒氣攻擊平民、造成兒童傷亡為藉口下令轟炸敘利亞的舉動，表明他並非對價值觀問題毫不在意。即使特朗普本人對價值觀議題沒有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樣“關切”，但他周圍的戰略精英也不會忽視這個議題在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牽制時的工具意義。在本文討論的對華戰略報告中，價值觀議題與經濟議題、安全議題一道，成為美方指責中國對美國構成的三大挑戰之一。該報告斷言“北京顯然自以為正與西方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競爭”，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共享的原則“背道而馳”；指責中國的反腐敗鬥爭和宗教文化政策；尤其指責中國通過文化和新聞交流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搞“意識形態滲透”。可以看出，這份報告對中美價值觀差異的重視達到了特朗普上任以來的最高程度。
第五，這份報告刻意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相區分，意圖離間中國的黨群關係。
美國的這種論調和做法從歷史上來看也並不新鮮。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這種論調主要體現在美國部分政客的非正式發言和媒體輿論上。自特朗普上任以來，其團隊的核心成員如班農、納瓦羅、蓬佩奧等人，都曾在公開場合大肆鼓吹過這種論調。但在正式公佈的國家戰略文獻中，對中國執政黨和中國人民進行如此明確的區分尚屬首次。根據筆者的統計，在7275個單詞的報告全文中，CCP作為“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形式共出現35次，PRC作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縮寫共出現76次，“Chinese people”這個片語共出現7次。很明顯，這份報告的撰寫者要向外界傳遞如下信息：美國對華戰略的首要針對目標是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而非“中國人民”。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特朗普的執政團隊已經注重中美關係中的價值觀因素。
第六，這份報告強調美國的國際盟友和戰略夥伴在實施對華戰略中的重要作用。
同樣地，特朗普上任以來，其對待傳統盟友（包括歐盟、英國、日本、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的態度和手法確實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屆總統，基本理念上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的利益優先於其盟友和戰略夥伴的利益。但至少從這份對華戰略報告來看，特朗普的執政團隊充分意識到國際盟友和戰略夥伴對美國利益和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在這份篇幅並不算長的戰略報告中，共7次用到“志同道合”（likeminded）一詞以形容與相關國家的關係，17次提到“盟國”或“盟友”，27次提到“夥伴”或“戰略夥伴”。在導言部分提到美國要“提升制度、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應變能力，以期在面臨中國的挑戰時佔據優勢”，“與外國盟友、夥伴和國際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尋求積極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開放秩序的共同原則”，並重點提到東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今年的七國集團（G7）首腦會議預計將於9月或更晚在華盛頓舉行，此前特朗普曾宣稱要邀請俄羅斯、印度、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元首或首腦參加，擬把該集團擴充為十一國集團（G11）。⑥不管特朗普此舉最後是否成功，其中以所謂“共同價值觀”為紐帶、糾集針對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的企圖卻是非常明顯。
第七，從報告全文看，美國對中方仍有“期待”，但更側重用硬的一手打交道。
所謂仍有“期待”，主要體現在如下表述上：“即使與中國競爭，我們也歡迎在雙方利益一致的地方進行合作。競爭並不必然導致對抗或衝突。……我們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美國期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公平競爭，使我們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榮”（引言）；“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願景沒有將中國排除在外。……通過我們持續與坦率的接觸，美國歡迎中國以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方式進行合作，以擴大和努力實現共同的目標。我們的方針是不排除中國。美國隨時準備歡迎中國的積極貢獻。……美國致力於與中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降低風險、管理危機。我們期望中國也能保持這些渠道的開放性和回應性”（第三部分）；“我們仍然願意與中國進行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交往與合作，因為那與我們的利益並行不悖”（結論）。筆者也注意到，整篇報告中並沒有出現“遏制中國”、“冷戰”或“新冷戰”之類的字眼。含有“遏制”意涵的單詞（contain）衹出現過一次，但那是強調美方“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原文為：We do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nor do we wish to disengage from the Chinese people.）但這些表態是基於中國能夠“改邪歸正”的假設。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美國將更多地採用“針鋒相對”和“硬碰硬”的方式同中國展開競爭。即使所謂的“合作”，也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和權宜性特徵，衹會在“不得不”的情況與中國開展合作。
第八，這份報告表明，美國將加大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支持力度。
眾所周知，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動作不斷，特別是美國國會通過多項涉台立法，美國對台政策呈現出明顯的法制化趨勢，導致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轉圜空間越來越小。這份報告除了沿襲2019年11月美國國務院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把台灣當局的“新南向政策”納入其印太戰略外，還在“實施”部分用了一個自然段的篇幅專門闡述對台政策。報告聲稱：“美國將繼續依據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和美中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保持牢固的非官方關係”；“美國認為，任何解決兩岸分歧的方式都必須是和平的，必須符合雙方人民的意願，而不能訴諸威脅或脅迫”。報告還指責“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報下的承諾，這表現在其大規模的軍事建設，迫使美國繼續協助台灣軍方維持可信的自衛能力，這種能力阻止了侵略，並有助於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在強調美國對台軍售的“必要性”時，引用了里根總統在1982年的一份備忘錄中的一句話：“售台武器的數量和品質完全取決於中國所構成的威脅”。筆者經查證得知，這個備忘錄是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署關於美台軍售的聯合公報（簡稱“八一七公報”）的當天，里根總統以密件形式寫給時任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 Shultz）和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的，且已於2019年8月30日解密。該備忘錄共有四段內容，與曾經長期秘而不宣、近期已經公開的所謂“六項保證”⑦在內容上並不雷同，因此可以確定是當年里根政府用以削弱“八一七公報”效力的又一個“陰招”。這個備忘錄共有四段文字，篇幅不長，包含標點符號共有978個單詞。核心觀點有兩個：1、美國願意減少對台武器銷售，完全以中國的以下持續承諾為條件：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台灣之間的分歧。2、售台武器的品質和數量必須完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威脅為條件，台灣的防衛能力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能力相關聯。學術界對第一個觀點已有很多討論，也是美方公開宣稱過的。但第二個觀點卻是首次公開，並且是以首份美國對華戰略報告的形式公開。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在“台獨”分裂勢力日益坐大的條件下，中國大陸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必然要通過軍事能力建設來加強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戰略威懾。而按照這份報告裡引用的里根秘密備忘錄的邏輯，美方必然隨之加大對台灣當局的支持力度。這就意味著，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鬥爭將越來越激烈。筆者的基本判斷是：美方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容忍度和支持度將越來越大。
三、結論
美方首次發佈綜合性的對華戰略報告，在中美關係史上將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意味著中美走向以戰略競爭為主導的博弈態勢已很難逆轉。但從這份對華戰略報告中還可以看出，美方雖然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當年對蘇聯的重視程度，但似乎尚未下定決心像當年遏制蘇聯那樣全面遏制中國，對中國走上美方設定的發展道路仍有期待，衹是實現這種期待的手段變得比以往的接觸政策更“硬”了。
事實上，成型於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本身就包括交往/合作與防範/威懾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交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企圖按照美方的設想或期待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結構，使中國在整體上“更像”美國。而防範/威懾的根本目的，是在交往/合作的過程中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並為交往/合作一旦失敗做準備。⑧不過，在接觸政策裡，交往/合作是主要方面，防範/威懾是次要方面。從本文討論的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可以看出，美方正式宣佈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意味著特朗普當局已經把防範/威懾調整為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面，交往/合作成了次要方面，同時把對華政策升級為對華戰略。與對華接觸政策相比，新出台的對華戰略的實施工具將更少地依賴美國和西方的市場誘惑、國際組織的成員身份等軟性因素，更多地倚重經濟制裁（如關稅、禁售、退市）、地緣政治（如台海、南海、香港）、甚至軍事威懾等硬性因素。筆者曾把奧巴馬時期“戰略再平衡”背景下的對華政策稱之為“超越接觸”，意指它對當年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超越，存在著從偏重軟實力向更注重硬實力轉變的基本態勢。⑨從本文討論的美國首份對華戰略報告來看，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轉變已經完成，以防範與威懾為基本特徵的對華競爭戰略正式取代以交往與合作為基本特徵的對華接觸政策。
註釋：
①該報告原文可從如下網址下載：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②Catherine Dale and Pat Towell, "In Brief: Assessing DOD's New Strategic Guid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7-5700, January 12, 2012. See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146.pdf。但從後來的實施情況看，NSS報告並非每年都有。里根政府提交過兩份，老布什政府提交過三份，克林頓政府提交過八份，小布什政府提交過兩份，奧巴馬政府迄今衹在2010年提交過一份。
③該報告原文可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managed-competition-meeting-chinas-challenge-in-a-multi-vector-world/
④該報告原文可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SR85_Blackwill_China.pdf
⑤“特朗普稱卡斯特羅‘殘暴獨裁’ 揚言翻轉美古邦交”，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6-11/3396804.html?bsh_bid=1578308348，登錄時間：2016-11-28。
⑥“特朗普稱七國集團峰會將推遲舉行”，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31/c_1126055984.htm，登錄時間：2020-06-06
⑦“六項保證”的具體內容為：美國不會設定對台軍售的停止日期；未來美國對台軍售不會與中國提前商議；美國不會作為大陸與台灣之間談判的調解人；美國在台灣的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美國不會逼迫台灣與大陸談判；美國不會修改《與台灣關係法》。參見楊茂、牛大勇：《雷根政府對台“六項保證”及其政治影響》，載《台灣研究》2018年第5期，第89頁。
⑧參見王偉男：《接觸中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初步反應》，載《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⑨參見王偉男、周建明：《“超越接觸”：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的對華政策辨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3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9月號，總第27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