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朗普（右）和劉鶴於美東時間1月15日上午11時55分，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
中評社香港5月6日電／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闡明美國與日俱增的焦慮，放棄了歷經八屆政府指導美國政策約40年的“既接觸又遏制”框架。從斷定中國的技術進步危及美國的安全出發，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單邊行動的戰略來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
美國《華盛頓季刊》近日載文《如何看待有可能出現的與中國脫鈎》，文章說，在評估政府的加征關稅舉措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查德•鮑恩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道格拉斯•歐文得出結論：“這不是那種幫助國內產業對抗進口商品的保護主義。其宗旨遠遠更廣，意義更重大，那就是讓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脫鈎。這種脫鈎將標志著世界經濟的歷史性碎裂。”
視中國為“像樣的對手”
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專注於回應對現行秩序發起正面進攻的修正主義者——日本、納粹德國和蘇聯。
在過去20年裡，美國發生戰略漂移，針對一個適應性極強的恐怖主義威脅展開日益擴大的行動，在印太地區戰略演變中發揮的作用則遠遠小於其國家利益的要求。不僅如此，它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叙利亞的幹預均以失敗告終。這種狀況引發人們對傳統戰略支柱的懷念不足為奇。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賈南•加內什的結論是：“國際對手的缺失對美國國內政治來說是一場災難，中國這個新對手的出現或許是讓人意想不到的福音。至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第一次面臨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挑戰，這種挑戰能讓國內對立情緒即便不顯得毫無道理也顯得并不重要。”中國的複興確實似乎給了美國一個大好機會來恢複其熟悉的定位，那就是對抗最重要挑戰者。
中國對例外論的看法在諸多核心方面與美國截然不同，它正在全球範圍發揮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影響力，并且越來越直言不諱地批評戰後秩序的規範性和制度性條令。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去年曾表示，他聽到的議論中充斥著這種判斷：“蘇聯的消失留下了一個大洞。‘反恐戰爭’不足以取代。但中國符合所有標准。對美國來說，它大概正是許多人需要的意識形態、軍事和經濟敵人。終於有了一個像樣的對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