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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立民 |
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電／中國改革開放造就的經濟奇跡來自於人民的創造力
1979年8月底到9月初，我到訪中國，住在北京飯店。一個周六，我散步走到南池子和長安街的拐角處，看到有人在賣湯面。我喜歡吃湯面，當即就買了一碗。我問賣面的人，“你是哪個單位的？”他回答說：“我是個體戶。”個體戶——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那位“個體戶”接著解釋說：“我自己就是單位。”我當時就意識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將真正得到執行，一場革命正在中國開啟。
回到華盛頓之後，卻沒有人願意接受我的觀點。次年2月，許多美國政府代表和學者在一個研討會上討論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會上，我對大家說“中國馬上就要開始騰飛了”，但沒有人認同這一點。回到在美國國務院的辦公室後，我連夜寫了一份備忘錄，題目就叫《2000年的中國》。今天，回首過去這40年，我當時犯下的唯一錯誤就是低估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少有人在最初就預見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給中國帶來什麼影響。
我的家族與中國的淵源長達近兩個世紀。我的一位先輩曾為孫中山先生工作，另一位先輩幫助北京大學建立了最早的社會學科。上世紀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但我不想成為律師，我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當時美國與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我認為這種局面必須改變，如果自己能夠成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將非常有意義。
1969年，我開始學中文，當時班上只有兩名同學。後來我陸續學習了閩南話、客家話和寧波話。我學中文時，約有3年時間全家人在一起時都不說英語，我的小兒子一度都不會說英語，也不喜歡西餐。現在，我的8個孫輩中有4個會說漢語。
過去幾十年間，我一直觀察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曾於1981—1984年間在北京親身感受這場變革。在我看來，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的又一次解放，整個國家仿佛進入了彩色世界。這不只是因為人們的穿著變了，更是因為出現了思想意識的解放，社會活力、人民想象力的“閥門”都被打開了。當我走進公園，人們會主動和我聊天，很多人想練習英語。各種各樣的商場開始在北京出現，有的還是私營的。整個中國都開始向外看。
中國改革開放造就的經濟奇跡來自於人民的創造力。我非常敬佩中國人民為改善生活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回顧歷史，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有很多。比如，“實事求是”“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等。尼克松訪華時，我作為翻譯遇到過很多難題，一個原因是當時漢語中的外交詞匯沒有今天這麼豐富。現在，這個問題早已不再突出，因為幾十年來中國始終保持向外看，與世界交流、互相學習，吸收了國外大量先進的社會科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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