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秩序方面，瓦爾代俱樂部報告斷言，“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1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時代已經結束”，國際社會未來面臨兩種選擇：要麼維護既有最重要的組織（聯合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功能性組織；要麼出現另一種兩極對立，即美國和中國兩大巨頭之間的搏鬥。而且，美中對抗是在完全不同國際條件下、不同類型玩家之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將不會再現20世紀下半葉美蘇之間的穩定模式。其結果是，“我們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當穩定的冷戰年代，而是一戰之前的帝國主義競爭階段。更何況，在道德吸引力方面，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今天都不能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和西方相提並論，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給世界提供明顯的替代性選擇”。
從瓦爾代俱樂部報告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對當年美蘇“冷戰”的留戀、讚美，仿佛那時是給人類帶來穩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時光。而對中美兩極格局，俄羅斯則充滿了憂慮、擔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兩極可能會給世界帶來類似一戰的災難，一面恥笑今天的中美沒有當初美蘇那樣的“道德水平”。報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尋味：“美國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加速退回孤立主義。中國則恰恰相反，雄心勃勃。兩者背道而馳，對國際安全構成主要威脅。”
三、俄中美關係的演化與俄羅斯的應對
對於中美關係的性質和發展趨勢，俄羅斯戰略界有不同的評估。高等經濟大學研究員瓦西里·卡申指出：“自中美爆發貿易戰之後，台灣和南海等傳統熱點地區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新冠疫情成為加劇中美競爭的催化劑，中美關係極有可能很快變得比俄美關係更差。美國兩黨在遏制中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中美關係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將演化為第二次冷戰。”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副會長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則認為:“如今的中美對抗，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存在深刻差異。美蘇對抗不僅涉及兩個超級大國，還涉及兩個體系。與美蘇不同，中國無意擔任世界秩序的重建者……中國對打破當前體系和建立新的體系並沒有興趣，它衹是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對現有體系進行改革，從而使自己能夠分得一杯羹，獲得更大市場。實際上，中國已做好隨時進入美國和西方經濟體系的準備，前提是這能為其帶來足夠利益。因此，根本談不上中美之間有兩極化的可能性。”
中美關係惡化毫無疑問會在國際關係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俄羅斯戰略界特別感興趣的是俄中美三角關係被再次盤活，而俄羅斯在其中佔據著左右逢源的主動地位。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寧看到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俄美“利用共同威脅改善關係、在共同利益基礎上謀求合作”的可能性。他強調，對特朗普而言，美國的頭號對手是中國，而非俄羅斯。近來美加強了與俄對話，普京則迅速回應，俄美政治高層接觸頻繁。俄欲藉助重大危機與白宮接觸，以實現俄美協作度過危機。但考慮到疫情危機無法促成俄美關係迅速重啟，因此，俄羅斯的首要任務是在中美關係中維持平衡，同時應降低對歐洲國家的威脅，與持更加開放態度的歐盟國家加強合作。
特列寧很清楚，“雖然中國的崛起抵消了美國對俄羅斯的關注，但美俄對抗是系統性的，兩國關係將無法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他強調，“面對這種情況，俄羅斯應打消從外部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的企圖，避免可能導致武裝衝突的矛盾，並為實現兩國共同利益創造互動機會”。與此同時，他也提出：“為了緩解來自美國的壓力，俄羅斯力圖聯合中國打破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儘管如此，出於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考慮，雙方都沒有建立軍事政治聯盟的意願。面對經濟和發展機遇的不對稱性，雖然俄羅斯已經在經濟、技術和金融領域無意中遵循了中國的遊戲規則，但始終堅持平衡中國力量的策略，拒絕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政治集團。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會更加謹慎地處理與中美兩國關係，扮演三方對話宣導者的角色，以加強戰略穩定。”
與一些中國學者在中美衝突加劇之際寄希望與俄結盟不同，俄羅斯戰略界人士對俄中聯手抗衡美國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不僅如此，他們還提出了進一步平衡中國的設想。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就強調：“中國對與俄羅斯發展友好關係很感興趣，尤其是在當前與美國發生衝突的背景下，但中國試圖在中俄雙邊關係中掌握主動權。保持多中心的國際平衡局面，對於俄羅斯至關重要。為此，俄羅斯的當務之急是發起一種新的不結盟運動，而不是調解中美爭端。這種不結盟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可能是印度、東盟國家或其他地區強國。對俄而言，將與印度的關係提高到與中國關係的水平並確保促進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倡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歸根結底，俄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獨立和有效的創新型經濟。衹有在此基礎上，俄羅斯才能維持獨立地位，並在與西方和中國的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會長安德列·科爾圖諾夫回顧了蘇美對抗期間中國用“坐山觀虎鬥”概括其外交哲學的歷史，認為面對如今日益加劇的中美對抗新現實，莫斯科的角色正逐漸轉變成“聰明的猴子”。但他表示，不同之處在於俄無法僅靜觀中美兩虎相爭並在其中保持平衡，將被迫直接或間接捲入中美抗爭。一方面，美將中國視為挑戰其領導地位的戰略競爭對手，而認為俄將抓住一切機會損害美國利益，因此美會抓住機會削弱俄羅斯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另一方面，當前國家之間相互聯繫日益緊密，奉行孤立主義會付出太多代價。
綜合俄羅斯戰略人士的論述，他們認為，新冠疫情條件下大國關係的進一步複雜特別是中美關係的惡化對俄羅斯來說是重要的戰略機遇。儘管俄美關係不會迅速改善，但中美矛盾上升甚至走向公開衝突，無疑將極大減輕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所受來自西方的壓力。俄羅斯將充分利用這一機會改善國際環境、謀求戰略利益。
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認為,在外交層面，俄不能支持中美對抗，但也不可保持完全中立。鑒於中國是俄重要的鄰國和美對俄實施制裁的現狀，正確的態度應是追求與中國的共同利益，同時理性看待俄中關係；在內政方面，俄羅斯在渴望“歐洲性”與對歐洲否定之間的搖擺不定，對身份認同的追尋呈現出週期性特點……中美帶有“冷戰”色彩的對抗激起人們對舊話題的熱情——俄羅斯如何在歐洲和亞洲之間進行選擇。東方落後性和西方優越性如今已經不再是判斷標準，與歐洲文化的親密性和亞洲文化的異質性、西方的敵意與東方的包容成為俄選擇的新論據。俄羅斯不應以“文明選擇”作為其政治基礎，而應通過增強國家力量和提高對外關係靈活性創造參與國際議程的機會，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異質環境中實現發展。
德米特里·特列寧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的主要地緣政治問題不是與美國對抗，而是與中國保持平衡。為避免成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權力集團的一部分並維持國際平衡，莫斯科必須改善與歐洲主要國家的關係，以此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爭取平衡必須成為俄羅斯未來幾十年外交政策的關鍵原則，俄需要從兩方面來推進“平衡外交”：一方面，俄需管理與更強大合作夥伴——中國的平等關係。他承認，當俄羅斯與西方交惡之時，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加強了俄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地位，與中國密切合作符合莫斯科的利益。但他同時強調，即便如此，莫斯科也不應刻意去滿足北京的所有願望。北京沒有加入華盛頓制裁莫斯科的行列，但在開展與俄經濟合作時，中方始終把對美利益放在首位。中國的經濟實力遠勝於俄，俄應在不過度依賴中國的情況下與其開展合作。俄絕對無法接受其成為中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出於在新兩極體系中維持國際平衡的考慮，俄應尋找全球均衡，發展與歐洲、印度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關係。在俄歐關係方面，需要放棄從內部破壞歐盟和北約的想法，積極與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家開展對話，改變針對歐盟的宣傳政策，從而扭轉歐洲精英對俄羅斯的態度，使歐洲逐漸恢復成為俄羅斯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外部來源；日本和印度同樣重要，莫斯科不應將其視為美國的附屬品，而應與東京和新德里謀求合作，在毗鄰歐亞大陸的海上區域謀求發展。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思想歷來集中在大陸，應加入海洋因素的考量。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緊密聯繫，有助於俄維持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平衡。儘管特列寧的論述中沒有提及“印太”，但可以看到其核心思想和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如出一轍。
與特列寧不謀而合，安德列·科爾圖諾夫提出了俄羅斯應對中美對抗的三原則：（1）俄不僅要避免挑釁中美兩國，還要防止中美互相挑釁。如果中美關係繼續惡化，俄將在國際穩定、區域危機、核不擴散、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等方面面臨風險；（2）要理性看待俄中關係，俄中利益既有一致性又存在分歧，加強兩國合作不意味著建立正式的軍事政治聯盟；（3）面對新兩極格局的趨勢，俄應積極與歐盟開展合作，以抵消兩極分化的力量。他表示：“由於人口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俄無法複製中國模式，其唯一的選擇是與文化相近的西方合作。俄未來領導人衹有以實現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為目標，才能與西方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針對疫情背景下的俄中雙邊關係，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國際關係學部主任亞歷山大·盧金指出：“自21世紀頭十年以來，中國‘自信’有所提高，其外交政策風格的改變可能損害俄中兩國的互信程度，加劇了俄中雙邊關係中的不平衡，使得莫斯科對北京的態度極為矛盾，俄擔心中國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進一步加大兩國差距。”他強調：“俄中關係的高峰已過，兩國都沒有將雙邊關係發展為政治同盟的需求，莫斯科不會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兩國將表現出更多實用主義的取向。”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