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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邁教授 （圖片來源：南昌大學） |
對於美國疫情治理的政治背景，程邁談到，美國現在正處於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惡鬥的極化政治背景之下。兩黨的政治分歧在疫情期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共和黨相對來說注重經濟發展，而民主黨更加看重民生。已宣布經濟將重啓的佐治亞州、田納西州與南卡羅萊納州三州都為共和黨人控制的南方州，十分看重經濟發展，甚至將經濟作為新冠疫情治理最重要的指標。而民主黨州對經濟重啓則更為慎重。
程邁認為，除了政府治理不力以外，美國新冠治理的社會背景、社會文化也對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炸式增長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自殖民地時期傳承至今的小政府傳統，使得美國人民對政府權力天然不信任；而利己的個人主義，也讓美國文化不強調個人與社會的緊密聯系，使得每個人通過對自己利益的判斷采取行動；此外，美國人民的自信文化也養成了膽大心大脾氣大的性格，這也并不利於政府主導統一的疫情防控。
美國疫情治理的教訓
美國的新冠疫情治理，在程邁看來，幾乎沒有經驗可言，反而有許多教訓。在這一點上，政府與人民都有責任。從政府層面上來講，特朗普政府對經濟形勢的重視，以及與民主黨的敵對，使之早期不作為，後期亂作為，使得美國疫情沒能及時得到控制。此外，美國醫療資源在疫情中十分短缺。醫護前綫所需要的防護服、手套以及進行檢測所用的拭子等簡單的產品主要生產綫都位於中國而不在美國本土。在緊急狀態下，這些產品的缺失導致美國的醫療能力跟不上疫情的快速發展。從民間層面上來講，民衆的不重視，個人主義下的自利考慮，使得美國人民對政策的執行度打了折扣。程邁特別提到，美國的民間社團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環節，在疫情期間存在感很低，只有政府作為托底的組織出面協調人民的活動。而政府權威的不足、政府的不被信任，使人民甚至把不服從的態度上升為反暴政的政治高度，這就使得美國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美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最後，程邁認為新冠疫情治理混亂的過程暴露了美國的三個特點。一是，美國是個很有彈性的國家：雖然美國確診數量很高，但是社會仍然非常穩定。很多學者說的社會動蕩、種族迫害等現象都沒有發生。這與小政府的原則也不無關系，美國政府在疫情的開始就用恐慌式的宣傳，傳遞了自己能力有限，呼籲全社會自覺參與防疫的信息。由此，政府把責任分散，所以分散了壓力。二是，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對美國媒體和官員來說，死亡數字并不是影響他們判斷的最關鍵因素，相反，他們很重視經濟物質利益的問題。防疫措施造成的經濟損失，讓他們進行生命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權衡。很多人甚至呼籲：不要讓隔離的治療方案比疾病本身更具有殺傷性。三是，美國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首先，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對新冠疫情整體治理造成了幹擾。其次，從美國整個制度的運作來看，也反映出了美國的自由主義態度。美國醫療資源確實緊缺，但還是沒有發生緊急征收醫療資源進行計劃分配的現象，可以發現市場分配的思維在美國還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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