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3日電／近年來中國經濟變化顯著，不同經濟主體身處其中，有得有失，冷暖自知。臨近年底，不少業內人士對未來進行分析和展望，但也有觀點值得商榷。例如，有的文章將製造業部門利潤未增加成淨資產項，定義成資金跑路和抽離生產環節，口徑有失嚴謹。有的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簡單對比，用以暗示中國經濟前景。
證券時報發表特聘高級研究員田曉林文章認為，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方面出現了與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積累經驗顯著不同的特征，經濟金融學的範式也需要重新認識提煉。貨幣政策單兵獨進，財政改革相對滯後；量化寬鬆和債務杠杆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征。由此也導致了主要經濟體內部和經濟體之間積累了新的矛盾。從經濟體內部的產業部門看，貨幣刺激很容易向市場傳遞扭曲的價格信號，刺激市場主體擴大事實上已經趨於平衡或稍有不足的產能。從經濟體內部的資產部門看，貨幣刺激使流動性迅速流向房地產、金融等資產價格部門，形成價格較快上行，進而誘致社會資金從製造業、服務業等相對低收益部門中游離出來，轉移到金融、地產這些高杠杆、更高收益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推動的產業結構變動和製造業相對過剩，以及政府、企業和居民等經濟主體杠杆率快速上升，都給宏觀經濟長期穩定性帶來威脅，經濟總需求通過貨幣擴張來改善的空間越來越小。另一方面，早期的全球貨幣刺激給不同國家和地區帶來的效果不同，一些政治穩定、人口年輕、總需求潛力大的發展中國家受益更多，經濟發展也更快；對於一些現代經濟趨於完善的發達國家，貨幣擴張邊界一再突破而社會改革相對滯後，客觀上擴大了原有的財富不平衡，形成了金融危機以來代際衝突、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思潮的興起，給全球社會穩定和治理帶來潛在隱患。上述經濟不穩定性和社會潛在的隱患，在當今人員信息流動快速背景下交織匯集，很容易被放大和傳染。
文章指出，實際上，從發達國家已有的經驗看，產能效率提升、製造業占比下降和產業集中度提高等是現代經濟體長期趨勢。近年來中國產業結構變動特征十分明顯，部分大型地產公司、大型互聯網公司和大型醫藥公司等變得更強大了，也吸收了更多資本。這些公司中民營、外資比例並不低。另外，從國資成分占比較多的能源市場看，由於近些年能源結構快速變化，清潔能源和可循環能源占比快速上升，以及能源總需求放緩等原因，火電行業相對過剩，不少火電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市場的變化並不對所有制的背景厚此薄彼。
同時也應看到，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總體取得發展成就，對於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功莫大焉。中國在金融危機期間的各項政策措施對於緩解經濟下行，維護世界經濟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經濟增長給全球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可低估；中國經濟也由過去總體跟隨狀態，發展到至少在製造業領域的波動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相關領域的先行指標。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雖有下降，但是在總量龐大、環境資源、人口結構等約束下，中國經濟的結構持續優化，金融支付、電信、高鐵、基礎教育等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牢固的基礎，中國經濟保持長遠穩健發展是可期的。當然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少數“一哄而上”，政策執行隨意性強，甚至“一刀切”等問題，給微觀經濟活動和經濟主體帶來一定損失。問題導向，不斷完善，這也正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出發點和政策內涵。
文章最後說，總體上看，近年經濟結構出現明顯分化，與產能過剩、金融去杠杆、人口結構等都有關係，產業集中度的上升也的確給中小企業造成不小壓力，但是，市場經濟總是變動不居。增速放緩後，過去依靠總量擴展獲取紅利的商業模式必然需要改變，企業應深入研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變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不斷充實自身實力，培育鞏固競爭優勢，妥善控制盲目擴張和加杠杆風險，主動適應供求規律變化，才能在不斷變化的“商海”中順利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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