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3日電／在以茅台為首的“消費牛”持續領跑市場的當下，是否“漲過頭”的質疑聲一直存在。在接受《紅周刊》記者專訪時，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從我國消費結構演變來看，雖然今年以來消費數據增速放緩，但如果從增長的絕對速度來看，消費增長速度仍不低。無論是消費總規模，還是人均消費水平，都處於持續上升的過程中，消費升級仍是大勢所趨。而在消費升級背景下，高端消費、服務類消費將是未來消費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此外，徐高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仍存、叠加“去產能”背景下，龍頭股占優的格局有望得以延續。而受益於移動互聯以及5G等技術的應用，單一廠商服務消費者的能力越來越強，消費龍頭行業優勢地位將進一步凸顯。
消費轉型
仍需進一步向消費者讓利
《紅周刊》：從上半年經濟數據來看，最終消費支出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1%，相較於2018年上半年的78.5%的貢獻率下滑明顯。此外，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速在連續2個月回升後，7月再度回調至增長7.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7%)為2003年以來的次低點。您怎麼看今年以來消費數據的表現，是否合您的預期呢？
徐高：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反映的是當前以及未來收入預期情況，而收入又決定著消費。所以在經濟增長持續減速，暫時看不到未來明顯向上動能的背景下，消費者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並不太樂觀，消費增速放緩並不讓人意外。
例如，社會零售品總額增速在過去一年實際上是在持續下滑，雖然增速短時間有小幅波動，比如今年6月份因汽車銷量在政策擾動下短期衝高，而帶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速出現明顯的大幅回升，但當政策擾動過去之後，消費增速又重新下滑。
《紅周刊》：雖然今年以來消費數據有所下滑，但不可否認的是，消費在我國GDP中占比是提升的，您認為我國消費在GDP中占比提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徐高：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是偏低的。雖然政策層面一直在推動消費轉型，希望能夠增加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從而使得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的需求引擎。但從所取得進展來看，是相對有限的。
儘管從消費數據上看，現在消費占GDP比重在過去這幾年有所回升，但這種回升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投資嚴重下滑導致的，並不是消費本身很強，而是投資變得更弱，因此，消費顯得相對來說變強了。其實，當前消費在GDP中占比提升，與1998年~2002年5年通縮時期因投資最差導致消費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情況類似。消費在GDP中占比提升實際上都是被動提升的結果。
因此，當前我們並不能夠說，消費轉型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個人認為，消費轉型真要實質性推進，還是需要做很多艱苦的結構性的改革。例如，在國內的收入分配政策上，仍需做一些有利於消費者的調整，把更多的收入導向消費者 ，只有這種結構性的改革，才能夠讓消費本身的動能煥發出來。不僅是消費相對變強了，而是消費確實依靠自身增長變得更為強勁，這樣我國消費轉型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從近期政策走向來看，也確實在往這個方向努力。比如說大規模的減稅，實際上就是政府向民間讓利。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把越來越多的國有的資本在劃轉給社保，實際上這也是國家在向消費者讓利，這些舉措如果推進下去，應該說會有力地推進我國消費進行實質性的轉型。
《紅周刊》：從您剛才的觀點來看，當前消費似乎尚未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徐高：是的。就中國當前經濟現狀來說，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投資不能保持穩定，單憑消費的拉動是很難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
消費走向多元化
新技術或將帶來消費新業態
《紅周刊》：從產業變遷的角度來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地常用“雁行形態理論”來分析，就中國內陸而言，該理論是否適用？中國的產業轉移呈現的是什麼特點？
徐高：“雁行形態理論”從根本上來看，講的是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適合自己的產業。當資本比較稀缺時，肯定就產生很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當資本變得逐步富足之後，包括技術上升等，產業可能就更多地轉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整個東亞的產業其實就是這種逐步轉移的過程，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我覺得“雁行形態理論”的邏輯也是成立的。只不過中國大陸幅員廣闊，內部不同省份、東中西部實際上都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所以實際上很多產業轉移到中國之後，在中國大陸內部也在進行不斷的轉移。比如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人力成本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轉向工資相對沒那麼高的中西部地區。從上述經濟體過去幾十年的表現來看，這種產業轉移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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