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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兩岸都可接受的“兩制”台灣方案，方能實現和平統一。 |
中評社╱題：“兩制”台灣方案的原則性與包容性 作者：仇長根（上海），華東師大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首次提出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重要命題，這是中共實事求是針對解決台灣問題不同於港、澳問題而提出的一項歷史性任務，是與時俱進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性思考，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務實創新與發展。今年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兩會工作《報告》，分別提出要“深入學習貫徹”、“全面貫徹落實”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這顯然是大陸釋放出明確信號，即習總書記的《講話》，是為新時代推進國家完全統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一、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終極目標為實現國家統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最早設計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香港、澳門回歸首先實施“一國兩制”，並經過20多年的實踐，取得初步成功，舉世矚目。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尤其是，“一國兩制”理論史無前例，是中國對國際“主權和治權”理論的一個偉大創舉，其構想在實際解決港、澳歷史遺留問題中，科學地解決了一國之內“主權與治權”的矛盾。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個中國，兩制並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並沒有造成“兩個國家”或“一中一港”、“一中一澳”。習總書記2017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指出：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同時習總書記也講到，“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這後一句話或許正是今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的重要涵義所在，也就是“兩制”台灣方案可以深入探索，兩岸可以坐下來討論，成熟後可以循序漸進展開民主協商，直至政治談判。習總書記講話提到“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本質是“一國”方案，終極目標是國家統一。“祖國必統須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二、“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主權”問題不適用兩岸之間
主權是一個國家的最重要屬性，是國家在國際法上所固有的獨立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主權不可分割，不可讓予。主權也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國際法中的國家主權原則對這一權利予以確認和保護。因此，從國家屬性和國際法概念來講，毫無疑問，“兩岸同屬一中”，根本不存在“兩國”之間的“主權”之爭，“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從來就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如今兩岸的分裂狀況，即“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具體講是國共兩黨1949年前（民進黨1986年才成立）中國內戰遺留的歷史問題。由此，未來的兩岸政治談判，不是“國與國”談判，沒有“主權”問題需要討論，這是大陸的原則和底線，沒有妥協的餘地，台灣當局不要存有幻想。
2014年9月26日習總書記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即“胡六點”）中同樣指出，“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兩個講話同一個重點是，中國的“主權”不是“再造”問題，而是必須堅持“主權”不可分割的問題。
三、“兩制”台灣方案中的“治權”是自家人的事好商量
早在30多年前的1983年，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就講到：祖國統一後，大陸不派人去台灣做官，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同時，中共黨的重要會議和歷屆領導人多次呼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包括“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包括“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正是由於港、澳、台三地問題不同的歷史起因和不同的客觀現實，大陸對於台灣“高度自治”的內涵方面應有著不同於港、澳的戰略思考與安排。
習總書記鄭重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正是基於這一考慮，相信“兩制”台灣模式，定會不同於“兩制”港澳模式。2014年9月26日習總書記會見台灣“和統團體”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這裡所講的“具體形式”，應是重要思考點。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中除了重複這句話以外，更完整地闡述了另外四個充分，即“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而且，更進一步真誠、務實地提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這充滿善意和誠意的講話，顯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極大寬容與偉大胸襟。
四、“兩制”台灣方案需要雙方共同解決的三個複雜難點
一是兩岸對一個中國“主權”內涵的認知存在著的重大分歧。“主權”和“治權”，是“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兩個核心要素。兩岸沒有“主權”之分裂，衹有“治權”之分治。然而，目前雙方對一個中國“主權”代表的認知南轅北轍。大陸堅持代表中國主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堅持代表中國主權的是“中華民國”（即“一中各表”）。民進黨則完全相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少數極端“台獨”勢力和組織，企圖推動“主權獨立公投”及“修憲”、“制憲”等。當然，大陸絕對不會允許，也絕對不會坐視不管。民進黨當局也不敢輕舉妄動，實施所謂“法理台獨”，從陳水扁2000年參選“總統”開始至今，民進黨仍然以1999年為奪取執政權而避開“台獨黨綱”拋出的“基本方案”《台灣前途決議文》所強調：“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現狀更動須2300萬台灣住民公投決定為定位。因此，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需要對上述重大分歧即“一中”內涵作深入研究。
筆者曾在2012年“九二共識”發表20年時撰文提出，“九二共識是穩定兩岸大局的定海神針”。2017年筆者再次撰文認為，“長遠思考兩岸政治關係，九二共識需要重新檢視”（兩文分別刋登於香港《中國評論》2012年第1期和2017年第2期）。現在看，“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畢竟擱置了“一個中國”內涵這一重大分歧。“九二共識”需要繼續深化、完善，以建立一個完整的兩岸遵循的“共同政治基礎”，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二是“中華民國主權”與台澎金馬“治權”中的台灣民意。從台灣實際情況看，“中華民國”遷台長達70年，島內民眾希望現有的“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等不要改變；希望現有的“中華民國主權”對台澎金馬的“治權”受到尊重，台灣同胞有尊嚴。簡而言之“自己管自已，台灣人當家做主”。這就引來台灣的“雙主流”民意，即“求和求利”與“維持現狀”並存。這個“雙主流”民意反應出來的根本性問題、關聯性最大的問題、也是極其複雜難以解決的問題，即台灣民意既“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對抗，更不要兩岸戰爭，擔心兩岸戰爭”；同時訴求的是維持“中華民國主權”對台澎金馬“治權”的現狀。當然，除政黨和政客外，多數民眾對“中華民國”是懷有樸素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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