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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雙方邊打邊談，結果須看各自籌碼。 |
中評社╱題：俄烏危機的若干啓示及中國的應對 作者：吳白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俄烏軍事衝突已爆發兩周有餘。與此同時，雙方已結束多輪外交談判，但進展甚微。國際社會對此作出的反應遠超對冷戰結束以來歷次國際和地區性危機的關注，畢竟它發生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傳統核心地帶，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方連帶效應。無論其結局如何，也無論相關輿論如何紛亂雜陳，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事件對歐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和發展走向都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力求跳出對具體事態的評議，著重厘清危機生成背後的基本邏輯并初步歸納其主要啓示，這些才是對我們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堅持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維護中華民族根本性、關鍵性利益具有實際意義的。
一、俄烏危機的生成邏輯
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和烏克蘭成為各具完全主權地位的鄰國。30年來俄烏關係變動主要圍繞相互定位展開，說到底就是“為友還是為敵”的這一核心問題。起初，俄將促烏加入俄主導的獨聯體國家一體化進程作為基本訴求，并試圖通過能源合作和對烏讓利拉緊兩國之間的利益紐帶。①然而，2004年發生“橙色革命”後，烏加快倒向西方。在此情況下，俄選擇的次級目標是烏可在經濟上選擇加入歐盟，安全上保持中立，但底綫是烏不得加入北約。此次俄烏戰事爆發後，無論是普京總統的長篇檄文，還是俄方明確提出的談判條件，底綫訴求是烏克蘭終止加入北約的努力，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保持中立地位。由此可見，俄烏衝突的根源是俄與北約，乃至俄美之間長期尖銳對立和戰略博弈。要說清冷戰後俄羅斯與美西方結怨的來龍去脈需要很長篇幅，這裡簡要梳理幾條主要綫索：
第一，冷戰結束後美維持歐洲冷戰體系和與俄對抗政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1945年建立的雅爾塔體系（即美蘇分別領導的東西方陣營并行并存）瓦解後，世界範圍的冷戰便告終結。在獨領風騷，大行霸道的勝利之餘，美國卻感到另一種風險將至——共同敵人的消失會導致其同盟體系的合法性降低。作為具有“兩洋戰略”優勢的霸權國家，美必須在大西洋/歐洲和太平洋/亞洲兩翼找到新的對手，大家對於近30年來美國在亞太地區一再炮製和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歷史軌跡應該瞭然於胸。美在歐洲方向策略也同出一轍，即通過打造莫斯科的敵手形象，繼續控制歐洲安全的主導權，消除任何歐陸強國崛起所形成的挑戰。早在20世紀50年代，時任北約秘書長的英國將軍哈斯廷斯·伊斯梅曾明確將該組織的目的歸納為“壓制德國，引入美國，排斥俄羅斯”（'To keep the Germans down,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Russians out'）。②冷戰結束後，這一信條似可改寫為讓“德國崛起，俄羅斯入場，美國離局”（'To keep the Germans go up, Russians somewhat in and Americans on the way out'），畢竟俄支持德國統一後，俄德關係曾大為改善，俄還加入北約針對前蘇東國家的“和平夥伴計劃”，一度與北約聯合開展軍事演習并先後四次申請加入北約。後來的事實表明，美國不僅不會輕易退局，反而利用數次“東擴”，將一大批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波羅的海、中東歐和巴爾幹地區國家拉入北約，同時一再將俄羅斯拒之門外，最終達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即在戰略上進一步擠壓俄安全空間，在戰術上獲得抵近投放先進武器系統及兵力，在環境上塑造出“聽美國話，跟美國跑”的中東歐群體。正是基於上述美對歐分而治之的大戰略效應，俄羅斯自然無法擺脫成為北約“靶敵”的厄運，俄歐關係終因從屬於俄美關係而難有根本轉圜。
第二，俄與西方經濟關係的結構性缺陷及其不平等、非對稱問題。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經濟轉型經歷巨大震蕩，寡頭資本內外勾結，控制國家主要資源，形成生產和經營壟斷，導致產業結構性失衡和技術創新能力滯後。國家對外經濟競爭力僅限於資源能源、軍工、航空航天等少數領域，不僅長期處於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而且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擾和衝擊。這也造成俄歐之間、俄美之間金融、投資、技術服務領域存在明顯的“中心”“邊緣”位差。普京執政以來雖勵精圖治，對寡頭資本進行嚴厲打擊，但尚未帶領國家經濟走出一條全面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之路。“落後就要挨打”，經濟上缺乏足够實力和系統性反制手段，自然無法對周邊國家和外部世界產生較大的吸引力，也難以擺脫受制於強者的被動局面。面對西方世界一再羞辱、打壓，俄選擇以烏克蘭為目標，用軍事手段對之加以清算，固然彰顯其奮力抗爭的頑強意志，卻也暴露其運用外交、經濟威懾的辦法相對有限。③反觀美國和西方，總能憑藉其雄厚實力，采用外交、經濟等成本較低、國際接受度高的方式推進目標。它們對此次俄烏衝突采取不直接出兵的策略，而是不斷添油加火地推升緊張局勢。同時也應看到，儘管美西方祭出空前規模的對俄制裁殺器，但一方面有避免直接參戰導致局勢完全失控的原因，另一方面，發戰爭橫財和進一步削弱俄經濟才是美西方行為的底層邏輯。戰事總要結束，國力終究要靠發展來改善和提升。對於俄羅斯而言，下一步“重整河山”的成敗關鍵在於加快自我改革和自主發展，持續增強經濟實力，開闢對外經濟合作的新空間，破解西方敵視和圍困長期化帶來的困境。
第三，俄歐之間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紛爭及“身份否定”和戰略互疑問題。人性中感性總是多於理性，戰爭下的人道主義災難最易給大衆造成感情衝擊，卻遮蔽了真實的歷史經緯和悲劇的始作俑者。國際關係在本質上是國家之間歷史性互動的產物，任何現實問題也必然牽涉到深邃的歷史淵源和文化糾葛，其中負面因素往往比正面記憶更有韌性，更易被放大和利用。烏克蘭處於歐洲腹地和歐亞強國俄羅斯的連結點，在至少1300多年中被羅馬拜占庭、蒙古、立陶宛、波蘭、沙俄、普魯士和奧匈帝國等外族攫取、易手、瓜分，曾是烏克蘭、俄羅斯、猶太、韃靼、白俄羅斯、保加利亞、希臘、亞美尼亞、德意志、羅馬尼亞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園，他們也見證了無數次“文明形成與毀滅、民族的融合與衝突、帝國的崛起與解體、革命的興起與轉折、文化的衰落和復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烏克蘭的歷史就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持續尋找自己身份的歷史”。④即便在前蘇聯時代，俄羅斯、烏克蘭作為兩大加盟共和國共享統一主權，但第聶伯河東西兩岸人民的族群、宗教差異依舊留存，并在聯盟解體之後變成俄、烏圍繞民族身份和歷史叙事爭論的根源。冷戰結束以來，如此複雜的歷史背景、急於攀“富”的政策需要，加上美西方推波助瀾，烏克蘭等俄周邊國家在“反俄”“恐俄”“拒俄”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反過來也導致俄烏、俄歐、俄美及北約關係不斷失和、失穩。
二、俄烏危機的主要啓示
俄烏能否儘早止戰并不取決於人們的良好願望，要看俄、美兩家何時認為此番戰略競爭的實際損益不可承受，下一步風險不可控，同時也要看雙方可否找到妥協的空間。如上所及，俄方核心要價是與美國和北約達成相互安全保證的一攬子框架協議，不過以目前情況看後者最多是作出重開談判的許諾，但條件可能會是俄停止進攻，甚至退出烏克蘭。由於對內都不好交待，俄美（北約）均需調低“報價”，最可能達成的中間方案是烏克蘭接受俄提出的“暫不加入北約”、實行“中立化”以及克里米亞地位等條件，俄方則同意自烏西部退兵。⑤即便如此，俄美及北約在大概率上將進入“後烏克蘭危機”形態，即相互對峙、時緩時緊的低度安全默契，繼續圍繞對己方有利的歐洲安全秩序展開博弈。如果烏克蘭問題長期化，它也可能變成歐亞地緣政治板塊的“慢性潰瘍點”，不斷牽動相關各方作出連鎖反應。
從當下來看，俄烏危機這一“風暴眼”給我們提供了哪些值得思考的教訓和啓示呢？
（一）關於衝突的直接後果。俄烏衝突爆發以後，人們普遍關心幾個問題：一是戰事將如何結束，二是會不會升級為俄美及北約的直接戰爭，三是烏克蘭的人道主義災難如何得到控制，四是俄羅斯能否頂住西方的全面制裁，五是世界會不會由此分裂，甚至再現東西方兩個陣營。這幾個問題當中，一和三是相對局部或戰術層次的，其餘則是關涉全局和秩序意義的。筆者認為，首先，俄美及北約直接交戰的可能性不大。二者均為首屈一指的世界軍事強權，長期博弈令雙方諳熟彼此戰爭理論，積纍了豐富的打交道經驗，特別是對相互摧毀能力建立了基本互信。換句話說，因為雙方都擔心任何直接交戰都可能最後升級為核大戰，所以都要竭力避免“戰略意外”而維持某種“冷和平”狀態。此次普京發出的“核信號”與其說是拉響警報，倒不如說是喚醒“假寐者”。美方很快便作出回應，雙方得以再次劃清底綫。其次，俄歷經近百次數千項外部制裁，已積纍了相當多的抗壓經驗和反制手段。回顧起來，俄方在此次開戰前似已從宏觀到微觀層面做了較為充分的應對準備。最重要的是，俄地大物博，依靠自身條件維持溫飽不成問題，加之俄人民素有強大的民族自信和不屈不撓的民族性格，俄應能最終渡過難關而不至發生崩潰。再者，俄烏衝突無疑給大國關係帶來很大的衝擊，但還不至於成為歷史性分水嶺，導致世界再度分裂。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冷戰的歷史殷鑒不遠，絕大多數國家都受害不淺，個別國家難以推動多數性共識。其二是衆多國際社會成員國已深度捲入全球化，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分裂不得人心，“脫鈎”行不通。儘管其一貫心口不一，言行相悖，但拜登總統及其幕僚也不得不公開表態——“不搞對抗”、“不要求別國選邊站隊”、“不尋求‘新冷戰’”。其三是霸權者推行分裂政策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近期，美在發布對俄石油禁令後，為搭建對俄制裁聯盟而四處奔走，卻屢屢碰壁。沙特、阿聯酋等國領導人拒接拜登總統的電話，可能是對美在支持沙打擊也門胡塞武裝方面“不給力”而還以顔色。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明確反對將能源政治化，重申“當前世界沒有能够替代俄羅斯石油出口份額的產能，根本原因是不願為美抑制油價過高而增產，損失自身利益。白宮還不惜放軟身段，派出拉美事務高級顧問突訪宿敵委內瑞拉，試圖說服後者擴大石油出口，得到的回應卻是“先解除（對委）制裁再說”。⑥
（二）關於世界多極化趨勢。“多極化”不僅是一個描述各國實力對比客觀變動的概念，還有揭示相關行為體在自主地位、合法權能、路徑選擇和外部預期上可能獲得相近機會的含義。有一種說法認為，俄烏衝突會將俄與西方對抗狀態長期固化下來。俄、美兩家都會面臨相似的兩難困境：要麼陷入受壓—對抗—再受壓—再對抗的惡性循環，要麼妥協讓步，但失去國際信譽會加速自己的衰落。⑦筆者以為，此次危機確能強化俄美之間的對立關係，但二者（特別是美國）仍有一定的讓步空間和意願，不大會掉入長期戰略消耗的“烏克蘭陷阱”。但是，經過此次攤牌，各方的難題和能力短板進一步暴露出來。俄軍事現代化改革成效及其經濟支撑能力明顯不足。外部制裁行動將持續較長時間，俄發展無疑嚴重受損，增速低迷。俄與外部世界聯繫網絡和友好圈恢復不易，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和聲譽的難度增大。雖然美國仍是超強霸權，其控制當今多維聯動世界的欲望越強，所製造的矛盾和悖論就越多，其戰略資源和行動能力的缺口也越大。近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高級顧問坎貝爾稱，“兩綫作戰”代價很高，但美不會因俄烏衝突而減緩在印太地區推進行動的力度。歐洲是俄烏危機主要受損方，雖然歐美團結得到某種程度的加強，但雙方利益差別不小，結構性競爭和矛盾依舊。戰事導致歐元一再走弱，對歐盟重振經濟和實現綠色新政十分不利；烏克蘭人道主義災難持續不止，歐盟成員財政、就業和社會治安負擔將大大加重；對俄全面制裁無疑對各國生產、生活和市場秩序，特別是能源供給和產業鏈安全造成巨大衝擊。長期而言，歐美無法完全同步維持這些制裁措施。俄烏危機也進一步激發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意願，法、德等國將藉機加快自身軍力建設，并推動歐盟下定其獨立防務建設的決心⑧。在此次危機及美國壓力面前，若干新興力量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一是印度不懼威脅，不聽招呼，不按美國的套路出牌；二是身處美國“後院”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國，雖然在聯大特別會議上投票敦促俄停火、撤軍，但也公開聲明不贊成、不加入對俄制裁；三是土耳其、伊朗等藉機提高自身地位，或為俄烏對話提供條件，或推進伊核協議相關談判取得突破。總之，俄烏衝突是壞事，也是好事。它不僅會促進秩序之變，為各國對外關係，特別是對待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間，也會增大相關戰略力量分化、調整和重組的現實可能，使新時代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多極世界格局更快地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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