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調整最低刑責年齡的立法，終於邁出關鍵一步。修訂前的刑法規定，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無論犯下何種罪行，都無須承擔刑事責任，而由這一“免罪金牌”引發的爭議也從未止息。支持者認為，加以寬宥的刑事立法，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法律保護，符合國際刑事立法潮流，而反對者則拿出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案例予以反駁。如今，隨著最新刑法修正案表決通過，立法機關一錘定音，以個別調整最低刑責年齡的新模式，實現了保護未成年人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更好平衡。
個別調整最低刑責年齡，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立法之所以“寬宥”未成年人犯罪，其邏輯前提是，這個特定群體的身心發育尚未成熟，認識和控制行為能力相對弱化，不應和成年人一樣，承擔起過重的刑事責任。客觀而言，刑法將14周歲作為是否追究刑事責任的“分水嶺”，立法之初固然符合社會發展的真實狀況，但經歷了改革開放40餘年的發展，物質生活條件明顯改善，未成年人的身心發育成熟度也有了顯著變化，實有必要反映到刑事立法中。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就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尤其是近年來，未成年人惡性犯罪高企不下。比如，前段時間接連曝光的“12歲男孩弑母被無罪釋放”“13歲男孩強暴女孩獲釋後再殺人”等典型案例，既是對法治正義的褻瀆，更是對公民權利的威脅。立法對最低刑責年齡作出個別調整，意味著嚴重犯罪的“小惡魔”，不再游離於刑罰制裁之外，有利於形成震懾教育之勢，實現刑事立法的懲罰預防功能。
調整最低刑責年齡，還體現了嚴謹慎重的作風。立法破冰的同時，專門加上了“四把保險鎖”：限定主體，將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列入“規制”範圍，而這個年齡段，也的確是惡性犯罪高發時期；限定罪名，必須是犯有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兩種嚴重罪行，才能使用刑罰利劍予以打擊；限定後果，必須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且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尤其是限定程序，明確“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通過強化監督“保底”手段，防止追究刑責擴大化，進而侵害未成年人權益。
調整最低刑責年齡，也體現了科學立法的精神。回看刑法修訂過程，從一審到二審、三審，刑法修正案草案在傾聽民聲中，逐步鍛造成型，特別是三審草案，在二審草案的基礎上，將“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也作為故意傷害罪的“擴容”追責情形，如此有利於解決“法網”不够縝密的立法缺憾，精准懲處那些主觀惡性極大、社會危害極大、後果極其嚴重的未成年人嚴重人身犯罪，坊間對此亦不乏贊許之聲。
個別調整最低刑責，既是刑事立法的突破，也是未成年人立法的突破。當然，刑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這也是將針對未成年人的收容教養改為專門教育矯治的初衷。而從近期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到本輪新修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正案，走出一條織密涉未成年人法律體系的立法進路，這些系統性的法治努力，必將為未成年人的成長提供更為健全的制度保障。（來源：新京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