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6日電／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持續推進，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以及融合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受到關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把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擴大投資空間，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容。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王曉明、隆雲滔文章表示，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短期來看可以有效應對疫情影響和經濟下行壓力，助力“六穩”“六保”工作任務，不斷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新消費發展；長期來看可以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向知識文明形態轉型。同時也要看到，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新基建自身的科技支撐力量、承載的數據要素形態、面向的經濟社會需求都與傳統基礎設施有很大不同，在投資運營模式和相關制度方面有其獨特性。因此，需要積極探索新基建的模式和制度創新，為新基建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新基建的“新”特征
文章分析，新基建以信息網絡為基礎提供數字化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新型基礎設施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及融合化等特征，決定了它與傳統基礎設施在資源要素投入、邊際成本、邊際收益等方面都有顯著區別。
新型基礎設施具有輕物質、重技術的要素投入特征。傳統基礎設施主要承載物質和能量的存儲和流轉，其投入以鋼鐵、水泥、化工等物質材料為主，具有典型的重資產、重物質投入特征。數據顯示，中國重化工業發展的高峰時期，約30%的鋼鐵和水泥等建材投入到基建領域。相比之下，新型基礎設施主要承載電子數據的存儲和流轉，建設投入主要是通信網絡(含傳感終端)和計算存儲設備所需的各種矽基半導體材料和微電子金屬材料。因此新基建不但在物質消耗量上遠少於傳統基建，而且技術門檻顯著提高，特別是摩爾定律表征下的芯片升級換代清晰表明新基建依賴高強度技術研發投入。2018年，中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研發投入占當年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的17.6%，而同年度鐵路、船舶等傳統基建依賴的運輸設備製造業的研發投入的占比只有3.1%。
新型基礎設施具有邊際成本遞減的趨勢特征。傳統基礎設施運營成本除了設備的折舊、能源物料消耗相對固定外，涉及的土地占用、設施維護人員開銷等成本從長期看都在持續上漲，導致傳統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的運營成本遠高於建設成本，給政府財政帶來不小的壓力。相比之下，雖然新型基礎設施的技術研發投入以及體現在代際更新的設備投入會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但運營時，人員成本比例低、能耗成本比例高。而能耗成本會隨著新能源的普及推廣而降低，長期來看邊際成本呈現遞減趨勢。
新型基礎設施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模式特征。傳統基礎設施主要通過物質和能量的時空再配置及優化創造價值，但功能價值相對單一，且受基礎設施容量限制，增值空間有限，所創造的邊際價值呈遞減趨勢。而新型基礎設施承載的數據幾乎可以無限複用、支撐豐富多樣的上層應用，價值實現具有無限可能，這一特性決定了其創造的邊際價值是不斷遞增的。
創新投資運營模式
文章指出，新基建的投資運營模式主要涉及投資和運營主體、資本構成和營利導向等。基礎設施既可作為公共品由政府或政府投資的企業提供，也可作為商品由市場主體建設和運營(但要受政府的嚴格監管)。從歷次工業革命來看，傳統基礎設施更多作為公共品提供，但新基建的輕物質重科技、邊際成本遞減、邊際收益遞增等屬性，要求投資運營模式上的創新。
從創新效率的角度，新基建需要發揮市場的激勵作用。新基建的投入和運營受資源稀缺性約束較小，受技術和組織方式的影響較大，對創新能力的要求較高。新基建需要充分調動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多元市場主體力量，在市場激勵機制的作用下發揮好企業的創新活力，讓企業在新基建的投資運營中發揮更大作用。
從組織效率的角度，新基建需要建立多元化投融資模式。長期來看，邊際成本遞減和邊際收益遞增使新型基礎設施具有廣闊的價值創造前景。短期來看，新基建與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緊密關聯，應用場景豐富，對產業帶動潛力巨大，具備對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吸引能力。因此，需要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模式，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對投資的引導帶動作用，調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參與建設的積極性，讓民營企業成為新基建的投資主體之一。
從社會效益的角度，新基建的市場主體需要有效監管。新型基礎設施的網絡化、平台化具有一定的自然壟斷性，而且相對於傳統基礎設施而言服務能力幾無上限，提供新基建的市場主體有利用壟斷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和衝動。但基礎設施的公共品屬性要求新基建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需要對新基建的市場主體進行有效監管，在模式設計上盡早完成與之配套的監管體系和監管機制，把新基建的發展納入到完善監管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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