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與提供資金的部門和接受援助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合作與互相支持的三角關係。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資金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提供資金的部門，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另一個來自聯合國正常預算。我們這個部給接受援助的國家提供資金時完全是根據各國的需要，沒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條件。這種三角關係保證了我們的援助對各國都是完全公平的，政治上是中立的，沒有任何謀利的目的。我們的部很受發展中國家歡迎，但並不太受發達國家歡迎，因為我們的資金是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而來，這兩個機構的資金很多都由發達國家提供。發達國家一般不喜歡提供無條件的援助。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都很願意拉攏發展中國家，幫助他們和社會主義陣營進行鬥爭。這樣，技術促進合作發展部就有機會發展成長。但等冷戰一結束，西方發達國家對技術促進合作發展部的支持就很快削弱了，而且漸漸變成公開的反對。
另外，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部門，它很少直接舉辦會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使們都不太了解我們的部，儘管有時他們的國家是我們這個部的直接受益者，當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受到發達國家代表的攻擊時，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卻很少站起來聲援這個部。我到達聯合國後很快認識到，我必須考慮一個全面的戰略來面對當時這種境況。
當時最緊急的任務就是把局勢穩定下來，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集中精力取得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這其中中國的支持是最關鍵的。另外，我還必須努力使一些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持反對意見的發達國家從反對轉為中立。與此同時，與為我們部提供資金的部門，主要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還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第一步就是要爭取中國代表團的完全支持。當然，我不能被認為是向中國政府尋求指示。作為一名國際職員，我們只能向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作出的決議和決定負責。我到聯合國辦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簽字保證，在我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期間，除了服從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長之外，我既不尋求也不服從任何國家與組織的指示。但是我按照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大會的決定工作時，特別是我自己在擔任聯合國專門管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領導時，我有責任就怎樣更好地完成工作講出自己的想法，我也有責任向聯合國的成員國尋求對我想法的支持，而這些成員國當然就包括了中國。所以，我有幾次和李道豫大使和他的繼任者李肇星大使以及他們的助手們交談，尋求他們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支持，這並不算違反我上任時作出的保證。這兩位大使和他們的副手們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還和我交換意見，討論用什麼方法使我的計劃成為現實。他們也和其他國的大使做過一些交談，向這些大使解釋為什麼要支持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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