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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林:新冠肺炎危機與國家治理深層次問題
http://www.crntt.hk   2020-05-01 13:48:30
 有錯,核心的關節仍然在於,要明確“各級各層”到底在哪些問題、哪些程序中負什麼責任?非常態治理如此、常態治理也如此。搞不清這個問題,特殊時期就會打亂仗、地方就會無所適從、壓力就導向中央;一般時期就會什麼責任都向下轉移,壓力導向地方與基層,基層形式主義的問題得不到根本性解決,其關鍵原因在此。

  疫情給我們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科學設置中央和地方事權、理順央地職責關係、合理設置和配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華民族進步的一件大功。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第三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用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分析國家治理,往往會得出一種答案:中國的社會太弱、國家太強。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對。首先,任何一種轉型都需要過程,不能一步到位,條件還沒達到的情況下,就是一種揠苗助長。其次,在危機管理時期,國家強有國家強的優勢。例如,本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很少有國家可以做到中國這樣嚴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經濟停擺、封閉城市的方式來阻斷疫情。以至於不少國人以“抄作業”是否合格來衡量他國的疫情防控。

  實際上,大可不必。各國有各國的實情和傳統,國家和社會關係的基礎不一樣。我們的居民能夠接受國家提出的隔離要求,一些西方人連政府發出的“戴口罩”倡議都要反對,認為侵犯了他們自由的權利。更何況是要隔離,隔離等於要了他們的命,他們寧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為他們背後站著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對國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機時刻也幾乎如此。舉一個例子,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蕭條期間,服務於特殊時期發起了幾次社區社會組織運動,戰爭一結束,人們思考的是“如何將愛國精神轉化為社區自助意識”,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是我們,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謳歌偉大時代、如何保持愛國主義,他們不是,他們甚至把國家對社區的幫助稱為“殖民主義”。反觀我們,在先秦時期就確立了“井鄰制度”、“什伍編組”,時至今日,這套“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編組體制,已經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場域,在危急時刻還發揮了獨特的優勢。這一點,西方國家說什麼也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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