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台灣化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包括：其一，“一國兩制”出現觀念認同危機，香港反修例黑暴派和台灣太陽花新世代凝聚成“反中”價值聯盟，破壞“一國兩制”的“一國”前提，而缺失這一前提就等同於港獨和台獨，從而挑戰和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其二，“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面臨阻斷風險，香港反修例幫助蔡英文勝選，也幫助了台灣島內獨派勢力的政治奪權與文化整肅，使得既往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和互動條件遭到結構性破壞；其三，外部干預更加有藉口，無底線，以直接立法、現場援助及秘密戰線等多種方式介入，港台的愛國統一力量陷入一定程度的孤立、無力甚至分裂狀態；其四，中國主權秩序內部的“冷戰”風險加大，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爭議無可化解，對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復興造成直接損害；其五，港台的分離取向造成對內地的網絡滲透、價值倒灌及政治挑戰，對內地政治安全與治理現代化構成持續性威脅。
香港台灣化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台灣當局與台灣社會的所謂“制度自信”。台灣對抗“一國兩制”的政治理由是“民主”，認為台灣民主無法與大陸的非民主體制共存，甚至提出衹有大陸實現了自由民主，兩岸才可政治談判。這是對“一國兩制”憲制智慧與和平善意的極大誤解，或者有意的曲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西方現代性的兩條路線，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各有其歷史根據及合理性，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持續挑戰下逐步完善其價值與制度，甚至包括民主、平等之類的社會正義觀念也來源於社會主義。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關係不是衹有“冷戰”一種模式。“一國兩制”就是要開創兩種社會制度的和平相處之道，這是偉大的人類和平事業。台灣則以一己之私及民主價值觀的虛妄主張，將“一國兩制”加以汙名化。當然，“民主”理由在國民黨的教義範疇內也是存在的，衹是國民黨屬於民族主義政黨，在政治文化基因上具有中國大一統認同，故有“九二共識”之達成。民進黨則堅決斬斷了兩岸之間的文化歷史紐帶，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大搞“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製造媒體世界的“一言堂”，以本土政治正確淩駕一中憲制秩序與多元社會生活，導致台灣社會民眾無法正確接觸、討論和接受“一國兩制”的完整意涵與制度智慧，也無法“免於恐懼”地參與兩岸協商和互動。2020年初生效的《反滲透法》標誌著“綠色戒嚴時代”的到來。
2020年1月11日的台灣大選，蔡英文高票當選，韓國瑜落敗。這是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的一個新的起點。在選舉政治的誘導下，在台灣本土化的絕對正確壓力下，國民黨的政治立場與論述空間不斷遭受侵蝕，甚至出現了“中間化”乃至於“綠化”的趨勢：一方面，國民黨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卻是進一步“去中國化”，違背國民黨立黨宗旨；另一方面，國民黨黨主席競選中出現了“郝龍斌現象”，立場論述從“九二共識”進一步後退，向民進黨立場靠攏。國民黨的“政治割據主義”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語境化的現實壓力，但根本原則喪失所帶來的政治代價更大。如果國民黨思考的衹是島內選舉政治利益，而喪失國家民族大義及兩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與擔當，就真的變成“台灣國民黨”而永遠不可能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獨特貢獻了。是僅僅著眼於島內選舉分利而喪失原則，還是堅持原則而有所謀劃和擔當，是對這個百年老黨的一次生死考驗。
在香港台灣化與港台分離主義影響下，港台在國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現出的敵意、疏離感和自私性是令人憂慮的。比之於中國內地及全球性的共同應對努力，港台地區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灣當局在口罩產能有餘的條件下宣佈禁止對外（主要是大陸地區）出口，限期大陸遊客離境，阻撓台商包機返台，在兩岸人民之間製造民意對立與情感裂痕，撈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實行暫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費醫療、變相封關等措施，存在剛性切割本地與內地聯繫及忽視患者醫療人權需求的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費用也有悖國際慣例；其三，香港出現針對武漢疑似患者的身體和語言暴力，醫護人員存在消極怠工、歧視對待與逃避責任的行為，醫護罷工和黑暴派尋釁進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平；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對武漢肺炎進行政治“抽水”的情況，如陶傑、何韻詩等人輕佻甚至幸災樂禍的言論。當然，這是港台形象的一個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義的面向。作為中國同胞，港台社會仍然存在從民族情感與專業學術層面實際“參與”武漢肺炎危機應對的人士，如台灣存在藍營人士的民間自發援助行為，香港存在民間人士、科研機構共同參與防治過程的行為。這些表現，有些是治權當局回應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為，有些則出現了過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的行為，還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對內地的仇恨和敵意。
筆者相信，港台在武漢肺炎危機中的“逆向”措施並非港台社會多數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當局、文化精英及傳媒體系的政治化操作與誤導，以及相關的行政決策及離岸舉措，實在距離“一個中國”的同胞互愛倫理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合作互惠倫理甚遠，在此意義上，港台所謂的現代化仍存在價值面的深刻缺陷。當然，我們並不迴避內地治理體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應對武漢肺炎危機上的弊病與錯漏，這些正是內地治理現代化和公民養成的未竟課題。問題是，港台以此種操作持續損害國家信任與內地民眾同胞情感，長遠來看對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僅是在遠離國家，也是在遠離全球化和危機應對的普遍價值，其所依賴的其實也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狹隘的地方主義，一種前現代的潛伏價值觀。這種潛伏價值觀是港台現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現，武漢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SARS類傳統疾病，並宣佈這屬於“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這是中國新時代國家治理面臨的嚴峻挑戰，武漢當局的信息遲延與治理不作為被視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國家介入後實施了超強的隔離管制、全民防疫動員、全國性支援行動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幹部更換問責措施。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作為超大規模共同體的中國而言，不是簡單的制度移植問題，而是複雜的制度實驗、制度競爭與制度建構問題。但是，中國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環境下，國民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實際體驗、比較及要求是不斷提高的。這種治理比較不僅存在於中國和外國政府之間，也存在於中國內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間。
從危機事件的時間軸線來看，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指出：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醫療機構要及時追蹤統計救治情況，並按要求及時上報。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確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所有病例均已隔離治療，多例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同日抵達武漢開展檢測核實工作。武漢市衛健委與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的早期監測與通報工作未能確定新病毒的“人傳人”特徵與規律，中央與地方均未能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緊急疫情應對程序採取強有力規制措施，導致預警遲延，疫情有所擴散。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層的權威決斷與最高級別專家組的權威判斷下出現結構性轉機：其一，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其二，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宣佈新型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及14名醫護人員感染。國家衛健委於同日發佈2020年第1號公告，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漢封城，全國各地跟進採取相應的超強隔離管制措施並開展社區動員與精細防治工作。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疫情納入“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在中央監督性介入、全國動員與全球合作的基礎上，疫情防控進入了有序的制度化階段，但防控形勢仍然嚴峻，疫情“拐點”尚難準確預期，內外輿論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質疑不斷轉移“熱點”，甚至存在對體制根本合法性的疑問，也存在帶節奏和別有用心的謠言和政治企圖。抗疫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疫情政治”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席捲政界、學界和內外輿論，也成為今年初中國公共領域最受關注及參與度最高的公共議題。如果說全球治理與“一國兩制”領域的治理考驗對中國而言還存在一定的戰略餘地和距離的話，武漢疫情防控下的治理大考則要求中國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治理答卷，在抗疫過程中展現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制度協調力和價值證明力。在事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政治問題上，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著直接而嚴峻的考驗和重塑。
治理評估的層面是非常多的，我們這裡選擇若干關鍵領域和議題加以分析：
第一，信息治理。武漢地方當局之所以預警遲延，造成全國被動，既與《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集權化信息發佈機制有關，也與地方政府迴避預警信息與管治責任以及謠言治理中過度嚴厲執法和維穩式思維有關。典型的“李文亮事件”顯示出公眾對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滯後的不滿，“吹哨人”與“造謠者”的網絡形象對峙凸顯公眾對一種開放透明型治理的規範性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唐興華先生在官方微信公眾號文章中從法官立場對武漢的謠言治理提出了批評。然而，這不是武漢個例，而是中國整體治理改革轉型的一個事件縮影。地方政府的治理仍然高度依賴於一種權力主導型的封閉維穩模式，而對十八大以來“治理現代化”所要求的公開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價值認同與制度適應。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對“治理現代化”進行精細化的制度規劃，推進的是同一方向上的治理改革進程。
第二，央地治理。“武漢—湖北—中央”在這一場疫情治理的決策鏈條上處於法律分配的不同位置，擔負不同的治理責任。《傳染病防治法》對央地職權有所分配，偏向於中央集權控制，這有一定的立法正當性，因為疫情防治事關多部門權力及資源動員，中央的持份權更大。問題是，法律同時授予了地方對預警信息及臨時管制措施的決定權，而地方怠於行使這些權力，其背後折射的是一種“懶政”思維與責任倫理的結構性衰退。周雪光教授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中分析過中國的央地治理邏輯，質疑了“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之間的根本張力，而其在近期關於武漢新冠肺炎危機的學術訪談中再次重申了既往觀點。周雪光的理論分析框架偏向於一種分權治理，其批評性分析從組織社會學角度有合理之處，但其觀察視野缺乏對中國集權體制歷史基礎與憲制張力的更深入分析。中國的央地關係在歷史上反復調適，最終走向一種中央集權模式，由國家主動承擔超額的治理成本而達成對地方權力的有效約束和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中國所尋求的治理現代化不是以拆解中央集權為基本目標或代價，而是確保中央集權條件下尋求對地方治理的精細化制度設計、激勵與監督。中國是地方發展極其不平衡的超大規模共同體，其繁榮穩定與高度統一的中央權力息息相關，也與中央權力對地方治理的政策調控精確性和激勵機制有效性有關，但治理改革若以犧牲中央權力為目標，則制度結果就不是理想性分權，而是分崩離析。中央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湖北高級幹部的輪換問責，是從組織人事權邏輯對地方治理的監督和調整，而未來制度改革亦將從此次治理危機中做出更嚴格和準確的檢討及修正。
第三，文化治理。疫情治理中，除了“吹哨人”與“造謠者”的對立之外，還存在“風月同天”與“武漢加油”的對立。日本援華物資的“口號藝術”大獲成功，不僅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唐詩妙語，還有一系列的官方及民間援助活動的文宣折射出對中華文化古典性的熟知和認同。相比“加油”之類的日常俗化語言以及中國民間社區管制中“兇神惡煞”的宣傳標語，這種可追溯至中國文化深處的詩句即刻刺激了中國人的文化神經與文化良知。網絡上固然有所謂的“精日分子”的乘機炒作，但更多的網民是基於對中國公共語言的典雅性憂慮而發聲呼籲的。中國公共語言經歷過近現代百餘年激進變革及改造，與中國傳統文化及典雅型文化規範的距離有所疏遠，而民族復興必然包括文化復興，必然要求一種面向典雅規範重建過程的文化治理。我們不是推崇日本，而是痛責我們為何長久遺落了中華文化的瑰寶精華並讓我們的生活思維與表達充滿“暴力”成分。新時代的文化治理提出了中華文化本位的目標，但百年積澱之文化更新更化，並非短期可成，需久久為功。
第四，法律治理。“李文亮事件”是維穩法律治理的典型事件，而其所受的“訓誡”處罰則是一種已經過時的“治安管理處罰”，類似於一種教育和警示措施。儘管這種“訓誡”並無實際處罰內容，但對於醫院公職人員有較強的威懾性，對社會公眾的言論自由也有“寒蟬效應”。缺乏法治區分理性的法律治理，混雜著法律、政策和裁量基準，導致一線執法人員“從緊從嚴”的執法習慣，從而造成對法律原則和精神的偏離，妨礙了社會公眾與官方之間的風險信息交流、理性商談及共識化預警決策。與武漢警方執法錯失相比，“大理緊急徵用案”則暴露出地方政府任意解釋法律及濫用地方行政徵用權的制度弊端，幸好有網絡民意監督及中央的監督性介入才得到及時糾正，否則全國性的抗疫秩序必然遭到地方割據性的阻隔，而法律的統一性和權威性也將遭到嚴重削弱。為了統一法律解釋與執行標準，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其他部門出台了疫情防控相關的司法解釋，國家監察委向武漢派出了專門調查組，法律人共同體對各地政府行為合法性進行了有力的專業意見批評和監督，提出了相關的立法或修法建議，網絡民意監督對於法律秩序維護亦起到矯正作用。這些機制和力量是“全面依法治國”所依賴的重要治理資源，在疫情治理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共同體治理。疫情風險是對共同體秩序的重大考驗，也是價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機。共同體秩序區分為“家”、“國”、“天下”三個層次，抗疫的隔離規制有助於“家”的重溫與治理，而在“國”與“天下”層次分別對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層次，則需要更複雜的思考和應對。重大疫情的風險治理是對新時代、新治理與全新的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價值與制度考驗，中國面向世界的共同體建構與塑造之信用基礎取決於風險治理的規範性、層次性與有效性，對中國而言也是一次彰顯和改進國家治理體系及全球治理參與能力的歷史機遇。共同體起於危機，塑造於集體行動，完成於制度理性的規則化建構。
結語：民族復興，負重前行
對中國新時代而言，沒有人想到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是這樣開局的，而且連接著之前年份相當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驚心動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現出世界大轉型時段千轉百迴之歷史風情。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台灣大選及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是中國內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不是中國的主觀失誤所致，而是中國客觀成長及治理要求不斷提升的結果。2018年之前，中國並沒有在知識和制度上準備好如何做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文明大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是一個對西方的學習和模仿者，並一度引發西方對中國“和平演變”的積極期待。這是東西方關係的一種根本誤解，也是西方世界的“東方主義”之價值濫用和視野局限性。中國與西方之關係從長時段、大歷史來看，應當是平等、競爭與合作的良性互動關係，中國文明內部是存在和平發展的天下主義共同體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觀與“異教—冷戰”思維妨礙了西方真正以平等倫理與中國相處。中美貿易戰標誌著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對中國的戰略懷疑和遏制，貿易戰衹是藉口和第一步，而冷戰思維與各式遏制行動接踵而至。
由於美國對二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性地位，中美關係之裂變必然引發中國國家治理的刺激反應，在“一國兩制”領域便出現了伴隨性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台灣大選，造成對“一國兩制”主要示範區及未來突破區的觀念認同危機，造成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戰略性對沖。武漢肺炎危機缺乏西方“陰謀論”的充分證據，從目前來看主要是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但西方勢力顯然對此有政治利用，而國內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間性的異議力量受到激發亦出現了一系列的“反治理”行為。無論是西方的主動帶節奏、脫鉤還是對國內民眾情緒的精準煽動，抑或國內“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導和重新聚集對新時代改革的幽怨敵意，都需要國家治理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有效展開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體治理在內的觀念與制度的結構性變革。這一變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顛覆性政治變革，而是立足新時代基本體制與命題的治理現代化改革。
新時代的民族復興之路必然是充滿風險與挑戰的，目前呈現出的治理危機是長久潛伏積纍之內外張力和矛盾的匯聚爆發，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戰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應對危機，從中學習、反思與進步，以負責任的負重前行，在多層次治理實踐中回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基本觀念和路徑到底是什麼的重大命題，共同塑造和見證中華文明的又一個“軸心時代”。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