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設立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作為經濟體制改革試驗田和對外開放的窗口，為中國經濟大船尋找航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做大中國經濟體量，經開區從沿海到內陸漸次設立，典型代表如蘇州工業園區，成為招商引資主力；為了提升中國經濟的含金量，1988年中國官方批建第一個國家高新區，即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前身，如今已成為科技創新的標杆，這樣的國家高新區多達160多家。
1992年上海浦東新區設立，代表著國家級新區戰略的實施，通過對特定區域重新定位來實現國家發展大計，仿佛荒涼曠野裡“長出”一座金融中心，帶動長三角地區崛起。2017年中國決定設立雄安新區，則承載了中國人對未來之城的想象、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期望。
中國經濟棋盤中這些被賦能（包括經濟地位、政策傾斜、權力自由度等）的棋子，意在以點帶面，通過點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縣域的產業發展，促進某一區域的經濟融合，乃至以沿海的振興撬動腹地的發展潛能，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均衡發展、協調發展。
然而，隨著中國迎來發展新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新階段，囿於部分歷史使命達成、優惠政策作用弱化、發展惰性累積、管理體制弊端凸顯等因素，打造“升級版”中國經濟需要新的增長極，也需要更強大的改革驅力。監管更靈活、生產要素流動自由度更高、與國際規則高規格對標的自貿區被時代所選中。比如，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正逐步形成自動駕駛產業集聚態勢，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度創新也被寄予厚望，貿易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有望再上台階。
當前，世界經濟複蘇乏力，不確定性增強，各國都在創新經濟發展設置，中國的自貿區、“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等，都有其中之意，并且展現出較之其他經濟體設置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僵持不下的背景下，此次新設的6大自貿區首次納入沿邊地區——廣西、雲南和黑龍江，尤其引發關注。對內層面，沿邊地區落後於沿海，設立自貿區有助於振興沿邊，發掘沿邊潛力，形成區域輻射效應。對外層面，廣西自貿區被賦予對接一帶一路建設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樞紐的重任，雲南自貿區有助於強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聯結，黑龍江自貿區有利於促進中俄經貿投資合作，不啻為中國在為定位新的開放方向做統籌謀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