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5日電／2018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實現了從實質偏緊向鬆緊適度的轉變。為了降低銀行負債成本，促進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央行於2018年實施了四次降准，累計釋放基礎貨幣兩萬億元以上。2019年1月4日，央行又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各50個基點，累計釋放資金約1.5萬億元。考慮到1—2月份有包括MLF一季度到期、繳稅、地方債提前發行等較多資金回籠，春節跨年資金需求旺盛，本次央行實際淨投放資金規模大致在8000億元。回顧這五次降准，銀行間流動性實現了極大寬鬆，而實體部門的融資條件卻難言有實質性改善。銀行向實體信用擴張的最後一公里症結何在？又如何紓解？
銀行間流動性的寬鬆與實體融資的困境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中國銀河證券宏觀研究員張宸文章分析，今年降准之後，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持續保持合理充裕。相關數據顯示，當前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非常寬鬆，這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跨年後1月初的流動性都會比較鬆的季節性因素；二是降准落地，市場對資金面的寬鬆預期得到進一步強化。十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隨著短端利率降低而下行。
與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寬鬆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銀行向實體信用擴張“最後一公里”的傳導渠道阻滯。從信貸與社會融資數據來看，貸款結構變化依舊不大，票據衝量明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貸款還是存款的流動性都依然在向居民部門傾斜，表現為居民的新增貸款和存款都多於企業。在銀行風險偏好下降的局面下，其將資金配向居民部門，而非實體企業的意願明顯。存款和社融增速繼續創新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表外非標項目繼續萎縮，股權融資較去年同期大幅萎縮，社會融資主要靠信用債和ABS等標準化資產來支撐，但信用債增量主要還是3A評級的債券增量為主，顯示多數央企、國企仍是債券融資的主要受益方。
從總量結構看，中國目前融資方式仍主要是銀行貸款，而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規模占比均不高。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占貸款餘額合計比例僅為6.52%，金融資源在國有部門的低效配置與民營部門的融資饑渴並存的格局並未改變，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報告》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達1.89萬億元人民幣，約占同期GDP的1.7%。
從信貸利率上看，銀行貸款中約占比十分之一的貸款利率為基準利率下浮10%，這部分貸款對象主要為國有企業，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營中小企業即便可以順利獲得銀行貸款，其利率通常也在基準利率上浮30%以上。
信用擴張的“最後一公里”
文章稱，銀行向實體進行信用擴張的“最後一公里”難題是銀行間貨幣市場流動性寬鬆與實體企業融資艱難的真實寫照。銀行得到央行的增量基礎貨幣之後，理論上的確增加了其信用派生的能力，但為何其對實體部門尤其是民營部門、小微企業部門的信貸投放仍然顧慮重重？其背後的症結既有信用擴張意願不足，也受信用擴張能力的制約。兩者叠加，導致了銀行向實體企業信用擴張受阻。
第一，銀行資本條件的制約。曾幾何時，中國銀行品嘗過信貸質量惡化的切膚之痛。21世紀初，中國銀行業瀕臨技術性破產的邊緣。伴隨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重組，中國銀行逐步建立起與國際標準統一的銀行內控風險標準體系(以資本充足率CAR=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為核心)，特別是在巴塞爾Ⅲ實施後，2012年開始，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持續提高。未來幾年，國際系統重要性銀行還要按照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統一安排實施總損失吸收能力資本要求，與之對應，相關銀行的資本要求還會繼續提升。這自然會對銀行資產擴張形成制約。
中國商業銀行對於資產質量的嚴苛追求對於實現銀行穩健經營、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保護廣大儲戶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對全球及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而言。
隨著銀行資本充足率內控指標全面實施，銀行想要擴張資產就會受到資本成本的制約。從資本充足率的公式可知，若銀行意圖通過內源融資(即依靠核心一級資本在分紅之後的自然留存實現對風險加權資產增速的超越)實現資本充足率的自然提升，在分紅率33%左右條件下，銀行ROE(股權收益率)水平需要維持在15%以上，才可以實現資本年均自然增長10%左右，從而實現對風險加權資產年均增速(10%以內，2017年為8%左右)的超越，達成CAR自然提升的目的。但假若CAR監管標準繼續提升、資管新規實施之後表外資產回表占用資本(將原本有意通過表外資產漏提少提的風險加權資產還原表內)、銀行ROE水平下降，則銀行將立即面臨風險加權資產擴張的資本約束，即所謂的“缺資本”困境。
為了維持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指標，商業銀行勢必要降低風險加權資產的擴張速度，從而被迫減少信貸投放，轉向投資低風險權重的國債、地方政府債等資產，導致小微企業更加難以通過銀行間接融資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如果不在強調銀行對民營、小微信貸投放的同時，及時推出合宜的銀行資本補充預案並豐富銀行資本補充工具，卻強行推動不良率數倍於國企信貸的民營、小微信貸，則可能在未來民營、小微信貸無法實現還本付息時，連帶使得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加劇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在經濟下行、企業經營環境總體惡化的周期中，銀行資本條件的制約將會強化，即現代銀行信貸業務在資本條件約束下的順周期性。顯然，這與經濟下行期間銀行所需承擔的信用擴張任務不相符，因此這種信貸投放的順周期性不利於貨幣信貸寬鬆政策。
第二，銀行信貸風險控制與問責機制的壓力。基於目前普遍的銀行信貸風險控制與問責機制，不良貸款暴露之後的責任追查將跟隨經辦人員終身。不良暴露之後，經辦人員不允許辭職，而是多數將被強行離職下崗執行不良清收任務。即便在不良暴露之前離職，由於銀行一般都與相關人員簽有責任條款，離職之後一旦其經辦的貸款暴露成為不良資產，銀行有權對其終身追責。
銀行信貸人員在上述嚴厲的風險暴露處罰問責機制之下，面對信用風險較大的民營、小微企業自然選擇規避。在頭部大型民企信用風險暴露的情況下，銀行業務人員更加難有意願向信用風險相對更高的小微企業投放信貸，除非有充分可靠的抵押物，而這卻恰恰又是小微企業所欠缺的。即便有抵押物品，銀行一般也嚴格控制抵押貸款的期限(通常在一年內)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即便企業有真實擴大再生產貸款用途，以相關商業地產抵押貸款，一般期限也不超過3—5年，且貸款審批權限要上收到總行層級，審批難度大大增加。
由於貸款期限拉長，其利率水平水漲船高。在實體投資回報率日益低迷的背景下，銀行的謹慎加之企業的確也不知獲得長期資金用於何種實際擴大再生產用途，因此基於各種因素，銀行與民營小微企業都傾向於發放短期流動資金貸款。同時，銀行嚴格限制企業以商業地產進行循環再抵押，抵押物的出售(連帶貸款償還義務轉移)也面臨重重困難，以至於企業不得不在一年期限內不斷滾動短期貸款以獲得流動資金，這就相應增加了企業的資金鏈壓力，也使得企業無法獲得長期資金以進行中長期的生產及投資安排。
第三，商業銀行體系經營模式陳舊，風險對衝能力低下。中國銀行基本盈利模式仍然是存貸款息差模式，資管新規之前通過大肆擴張表外非標，做低表內風險加權資產以提高自身資本充足率，也是為了有更寬裕的資本條件去擴張資產。
本質上，銀行也是企業，很多系統重要性銀行還是上市公司，那麼謀求盡量擴張經營，以實現利潤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是，基於銀行業務的順周期特性，在當前形勢下，尤其是考慮到中國銀行間接金融占據總社會融資的絕對主體，銀行僅僅將經營目標定位為利潤最大化不利於整體適度的貨幣金融條件的維繫。容易形成在經濟下行期、信用風險暴露期，越發傾向服務於央企和國企的傾向，從而進一步惡化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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