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存小異，化大異。也就是要認識矛盾的特殊性，要抓住主要矛盾。習近平對朱立倫的講話中，重點突出了兩岸關係存在的大異為何，即為：政治互信與政治分歧。兩岸長期以來沒有鞏固政治信任基礎，導致政治分歧難於彌合。習近平在另外的場合還進一步說明：“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實共同政治基礎，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事實如此，兩岸關係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互信與政治分歧的矛盾。至於其它方面的矛盾，則有可能是小異了。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習近平“聚同化異”論，正是要求兩岸必須共同捉住主要的矛盾。
第三，把阻礙同的小異遏制在成為大異的轉化過程中。也就是要把握矛盾的主要和次要的方面互相轉化關係。習近平這一段論述，是精闢的註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兩岸關係存在的很多問題一時不易解決，這也不要緊，我們共同努力解決，但不應讓它們影響兩岸同胞發展關係、合作交流。”這些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又是什麼呢？⑴是暫時的不要緊的問題。⑵是次要的矛盾。但是，不應讓它們影響兩岸關係這樣的說法，就是要把兩岸現存的次要矛盾控制好，絕對不能又轉化為重要矛盾，使得原有的主要矛盾更加突出。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這樣論述矛盾的特殊性：“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習近平“聚同化異”論，就是要求兩岸一起把握好矛盾的發展變化規律。
習近平“聚同化異”論長期使用於國際關係中，但是，在兩岸關係中用得還是比較少，究其原因，兩岸關係目前仍然處在反復期，台灣政黨輪替周期導致兩岸難於進入求同存異階段，因而“聚同化異”的運用時機還有待發展與成熟。然而，習近平“聚同化異”論已經在大陸一方開始實踐，必然對今後的兩岸關係發揮越來越大的決策影響。
三、兩岸關係與“聚同化異”
習近平“聚同化異”論不是憑空而來的，其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成果。
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會談後國共兩黨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會談新聞公報》。這是60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首次舉行會談，是一次歷史性會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胡連會達成五項共識：⑴促進儘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⑵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⑶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⑷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⑸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此後至2013年，胡錦濤與連戰會面達12次之多。
2008年至2016年，馬英九國民黨贏得選舉，重新執政。在國民黨之後執政的8年中，胡連會五項共識，除了第二項之外，其它4項都基本完成與正在構建中。至此，和平發展的形勢與和平發展的理論，都進入了創新期。到了蔡英文民進黨奪取政權之後，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和平發展何進何退？從中共與大陸方面來說，更是有待新的理論與新的實踐。
民進黨蔡英文執政至今，因為堅拒“九二共識”，導致原來兩岸之間的由國共共同構建的政治互信基礎被破壞殆盡，原來兩岸不斷在縮小的政治分歧，又重新被擴大，被撕裂。故此，在這樣的兩岸對峙對抗階段，在兩岸政權體系之間，別說“聚同化異”不可能，求同存異也不可能，和而不同也不可能。因為出現了這樣的問題：⑴對於兩岸分裂之主張，大陸絕對不可能和此而不同。⑵對於台獨主張之異，大陸絕對不能求同存此異。⑶如是，“聚同化異”就必須暫時擱置。
習近平早就描述了這樣的兩岸危機：“九二共識”對兩岸建立政治互信、開展對話協商、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兩岸雙方的共同政治基礎遭到破壞，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就會重新回到動蕩不安的老路上去。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我們始終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開展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衹要做到這一點，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
習近平的話清楚地表明，沒有一個中國之同，兩岸關係政治之異就會成為摧毀一切之同的主要矛盾。
怎麼辦？兩岸政治關係就理所當然進入了鬥爭期，通過鬥爭轉變矛盾，轉變異同。然而，在兩岸關係中的民間層次，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乃至“聚同化異”，都應該是不離不棄的哲學思考。
習近平說：“台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特定的心態。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熨平心理創傷需要親情，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真情，我們有耐心，但更有信心。親情不僅能療傷止痛、化解心結，而且能實現心靈契合。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意首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在另一個場合，習近平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
這兩段話，深刻地表述了習近平在關於異與同的方面，對台灣同胞的多重並舉思維。
第一，尊重歷史差異。這個差異是既有的存在。習近平說過：“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因為歷史而存在的台灣特定社會心理，也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必須正視，不可無視。這就是存異之意。
第二，尊重社會心態差異，但是，這個差異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可以通過方式方法拉近的，也就是可以化異的。
第三，尊重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差異。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必要去否定之，和而不同即可。“一國兩制”方針就是確定台灣的社會制度與大陸的社會制度可以共存，沒有要用一個取代另外一個的意思。
第四，在存異上求同，在聚同上化異。“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習近平還說過：“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兩岸關係存在的很多問題一時不易解決，但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這是推動相互理解，攜手同心，一起前進的重要力量。”這其中的四個“共同”，來自歷史，也來自現實，更是連接未來。所以，這四個“共同”，實際上包含了和而不同之同、求同存異之同，更是彰顯了“聚同化異”之同。有了這四個同，就能夠讓兩岸同胞化解心結、迎接超越差異的未來。
不過要強調的是，如前所述，在重大的政治原則方面，習近平是不贊同尊異的。因為一旦尊異，就有可能陷入“一邊一國”、“兩個中國”的分離主義思想陷阱中，在兩岸關係中變成無為而治，更加突出了兩岸關係中的主要矛盾。
四、“一國兩制”方針與“聚同化異”
“一國兩制”是求同存異思想的結晶。如果沒有周恩來力倡及推行的求同存異思想，沒有中共長達數十年的求同存異實踐，就沒有可能誕生、形成並在港澳地區率先落實“一國兩制”。
但如果用習近平“聚同化異”論去重新認識“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當有新悟！
“一國兩制”方針既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方法，又是兩岸統一之後的具體政策安排。“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一國兩制”指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台灣實行資本主義。是共產黨為解決祖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問題以及在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中國主權的問題而提出的基本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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