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美國許多頂尖人工智能人才都在企業做過首席科學家或技術負責人。如人工智能國際權威學者李飛飛、吳恩達雖均已回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書，但此前分別在谷歌、百度等企業領銜研發團隊，帶動了學界和業界的技術交流。中國學科人才和產業人才結合還不夠緊密、交流還不夠頻繁。
重慶郵電大學副校長林金朝說，高校需要結合人才培養規律、產業需求，順勢而變，把學校資源轉化為服務產業的資源。
短板四：引進難度高
美國由於擁有優良的產學研綜合環境，目前對頂尖人工智能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中國優秀人工智能人才流失問題嚴峻，引才制度設計有待改進。
美國名為“馬可·波羅”的智庫發佈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說，中國人工智能人才儲備目前面臨“先增長後流失”的尷尬。報告分析頂級人工智能會議“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NeurIPS）”接受論文的作者發現，自2009年起，本科在中國接受教育的作者人數增長了近10倍。然而，如今這些作者四分之三在中國之外的國家工作，其中又有85%選擇美國。
不過，專家認為，在美國向中國高科技領域施壓的國際背景下，充實中國人工智能人才儲備或可迎來一些機會。中國應以此為契機，為優秀中國學生和學者選擇在國內深造或工作打造更良好的環境。
短板五：技術倫理教育偏弱
人工智能引發的倫理、公共治理等方面問題日益凸顯。從源頭看，在高等教育階段，中國人工智能相關專業設置大多偏重技術，在引導學生對技術倫理、政策治理和法律法規建設深入思考方面缺乏相關課程。
歐美高校對技術倫理教育非常重視，如斯坦福大學開設“計算機倫理與公共政策”作為計算機科學系本科生必修課，主要討論算法歧視、數據隱私保護、自動駕駛倫理等。哈佛大學在所有工程技術類教育中植入倫理模塊。
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邁赫蘭·薩哈米此前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在高等教育階段，我們應該讓未來將成為程序員、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學生們意識到，新技術會對身邊的人產生影響，會給社會帶來深刻變革。我們要學習的不僅是技術本身，還要學會對技術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進行預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