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立法院長”和委員由商人仲介安排，帶著公營事業人員與印尼高層談經貿合作，而且還刻意避開代表“國家”的“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這已違反了“立法委員”職權的份際。所以，駐印尼代表處的電報中向上級反映“公營事業似已被若干中間人操控”和“遂其個別私利”，至少也應是合理的推論。畢竟，此等與外國進行經貿合作的商談，當然要由駐外代表處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因為這是“國家”利益的問題。
駐印尼代表處的電報內容中還反映，公營事業到印尼乙案造成“本處無從回覆印方高層詢問”，可見代表處並不清楚台灣到底與印尼談妥了哪些事情？但由於“立法院長”也在參加晤談，可能讓印尼覺得其即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沒想到，駐印尼代表處對這些事情“狀況外”，從而也給予了“印方認為‘我國’政出多門，國內主管部會及駐外代表處不一定掌握狀況之印象”。
外流出來的駐印尼代表處電報是這個事件的關鍵，但“外交部”卻表示“不證實外流文件真偽或對錯”，更是啟人疑竇。以蘇震清對外的說明來看，這個事件應確實存在，只是電報上所載的時間有一年的誤差。然而，“立法委員”經由商人安排去“執行”外交經貿政策，終究侵犯了行政權，而其中是否涉及弊案？更應該徹查後公諸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