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擁有一億三千萬人口，80%是中產階級（中間階層）。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幾近五十年，這部分中間階層對中國的了解仍然不多。這些人極容易被誘導，兩國之間出現（糾紛）問題，或者保守人士發表什麼意見，他們就會出現搖擺，並最終決定日本輿論走向。因此，增進與中間階層的互相了解十分重要。
安倍夫人到北大交流這件事很容易引起中國人好感，因為中國人以北大自豪。但中國領導人去東大或者早稻田去交流，也許就得不到同樣的效果，因為，這些一流大學離普通日本人很遠，與優等生們的交流並不會引起普通市民的共鳴。所以，親民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二、公共外交在日本的基礎
民間交流在兩國建交前曾經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民間交流對於中國來說其實是政府行為，是政府主導的公共外交，所以說，中日關係其實是在公共外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對日本的公共外交形式必須進行調整。過去民間交流主要借助日中友好人士、友好團體或者友好貿易等方式，日本有七個日中友好團體，這些團體的人員一直存在階層固定、思想固化的問題。友好人士與中間階層缺乏溝通，而且這種溝通是日本人自己無法做到的，這需要中國方面下功夫。
最近日本缺口罩，馬雲捐贈口罩在中國幾乎盡人皆知，但日本百姓知道的人卻很少。我也只在朝日電視台聽到過一次，是一個評論家批判政府時提到的，她說馬雲指名捐給二階俊博，那麼與自民黨關係不好的人就可能拿不到。日本人是分階層的，不同的人群支持不同的政黨，所以，公共外交的對象應該細化，方法也應該細化。現在自民黨疫情應對不力，呼籲安倍下台的人很多，面向政府的捐贈就可能引來自民黨反對者的不快。媒體也代表不同的階層，所以，捐贈有時不僅可能得不到宣傳，甚至還會遭到批判。
因此，要建立新型中日關係，新時期公共外交的具體做法要與以往民間交流不同。統一戰線的對象要進行調整，以誰為基礎，怎樣擴大。讓更多的人直接從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