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雙方並非單打獨鬥，而是均重視經營盟友和壯大己方聲勢，並為此大肆拉幫結派。
四是危機演變呈現前期逐步升級、日趨緊張、乃至接近戰爭邊緣，與此同時又都留有餘地，儘量避免過度刺激對方，不追求“你死我活”，而是相互妥協，並在後期降溫緩解。
五是對立雙方保持密切乃至高效的溝通與接觸，而非彼此隔絕，從而使各自的立場態度與政策資訊得以及時傳遞給對方，減少甚至避免了彼此誤判。
對此，英國國際關係學者詹姆斯·理查森在總結美國學者關於危機管理的研究時提出，古巴導彈危機“成功管理”的7條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這7條原則是：在決策過程中要有多種聲音；在貫徹政策時政治上要嚴格控制；設立有限的目標；保持具有彈性的各種選擇；減少時間壓力；需要有瞭解對手感性認識的洞察力；保持溝通管道。②
三、鏡鑒並超越美蘇冷戰危機管理，趨利避害、積極運籌中美競合博弈
首先，今昔兩對雙邊關係有異有同，對美蘇冷戰既要借鑒，更須超越。
美蘇冷戰戰略競爭與當前中美關係既有相似性，後者可借鑒前者；也有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照搬照抄。
一方面，相似性主要有二：
一是雙方實力均大致相當或比較接近，與此同時彼此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反差甚大，因而互為主要對手。美蘇總體上勢均力敵，雙方即使有差距但也不明顯，並且一方總想超過另一方，而另一方又決不答應、極力反制；中美雖然綜合國力差距仍大，但中國正在加速追趕，並且中美兩國與其他大國的差距不斷拉大，當今國際戰略格局日漸呈現為中美“並駕齊驅”、他國望塵莫及、“兩超多強”的新態勢。加之雙方發展模式迥異，美國固執“唯我獨尊”、“唯我獨對”的霸主心態與冷戰思維，極力維持“一超獨大”，唯恐被中國趕超或與中國平起平坐，其業已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正不斷加大對華防範戒備乃至壓制圍堵。特朗普政府更是極力推行“美國優先”，其新近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等無不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中美之間的確存在著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難以包容、彼此可能迎頭相撞的“修昔底德陷阱”，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二是雙方地緣利益衝突風險加劇，地緣矛盾更趨複雜。過去美蘇冷戰及重點爭奪歐洲時是如此，如今中美競爭及主要博弈亞太也是如此。近年來美國將對外戰略重心向亞太傾斜，竭力維持亞太主導權，包括新推出所謂的“印太戰略”，均是防止其在亞太“大權旁落”和中國“坐大”，並為此無所不用其極；而中國要實現崛起與民族復興，包括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勢必從大陸挺進大洋，擇機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及維護海洋權益，這難免會令美國的海洋霸權難以為繼。故雙方地緣尤其海洋方向的矛盾難以調和，競爭水漲船高。
另一方面，明顯區別主要有三：
一是中國的對外戰略取向有別於前蘇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及和平崛起，堅持不稱霸，主張合作共贏，主動承擔大國責任，對美國仍致力於建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無意亦無力取代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這與前蘇聯的對外擴張、窮兵黷武、與美國爭霸形成鮮明對照，也有助於預防中美“新冷戰”。
二是中美關係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於美蘇冷戰時期。經濟全球化雖有波折但難以逆轉，中美經濟已深度相互依存，這與當年美蘇經濟幾乎完全隔絕大相徑庭。同時氣候變化、核擴散、恐怖主義、網路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戰日益突出，中美合作應對理應有增無減。有助於防止中美迎頭相撞的共同利益絕不亞於彼此利益衝突，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對中美競合博弈的緩衝與“刹車”作用依然可觀。中美博弈中的零和遊戲相對有限，而“競合”互動則越來越多。③
三是冷戰式的意識形態爭奪與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壘均已不復存在。中美雖有不同價值觀的分歧，以及美國對華文化滲透，但中國無意大規模輸出本國發展模式，無意與美爭奪意識形態的大旗，無意也無必要組建與美國同盟體系相抗衡的對立集團。
其次，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多管齊下，大力強化中美關係危機管理體系建設。
一是鏡鑒美蘇冷戰危機應對管理的經驗教訓，力避“新冷戰”。對中美競合關係心中有數、保持戰略定力。對美國以兩手對兩手，堅持合作共贏、權責共享的“新型大國關係”大方向，強化經濟相互依存與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以共同利益牽制利益衝突，以務實合作牽制複雜競爭；與此同時警惕美國對華政策的消極面，穩步扎實推進中國軍事與科技現代化，進一步形成有效有力的對美戰略反制威懾力，使其不敢對華“動粗”、“使壞”。
二是在戰略上思想上高度重視危機管理，強化相關能力建設。創造性運用危機管理基本原理，妥善應對中美競爭，趁勢完善自身危機管理體制。
三是著眼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新調整與未來中美關係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的新變局，維護並用好中美“四個對話”的雙邊溝通管道，努力建立健全軍事安全、網路安全、核安全、太空安全等戰略領域的相互通報與危機管控機制，探討中美元首會晤機制化，通過持續對話增信釋疑，減少乃至避免雙方戰略誤判。
四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總體國家安全觀”與“新時代”對外戰略思想，統籌協調推進中央相關委、辦、部等的危機管理工作，進一步提升主動運籌中美競合博弈的危機管理合力，確保政令暢通、一致對外。
五是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因素，確保“中美鄰”三邊博弈主動權。防止“第三方”、尤其是周邊鄰國以及台灣當局利用中美競爭，蓄意激化中鄰矛盾爭端及兩岸對立，乃至將美國拖下水，為其所謂“盟友利益”而與中國“攤牌”。在半島、南海、釣魚島等周邊熱點上與美國保持溝通，預防“擦槍走火”。
六是適當調整“不結盟”及“不干涉內政”政策，加快打造可靠管用的“戰略朋友圈”，鞏固中俄戰略協作，善於利用美國對外戰線過長、樹敵過多、矛盾交織、危機不斷的“霸權困境”，借力打力、以危機制約危機。
註釋：
①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第6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②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危機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第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③陳向陽，“把握新時代的中美關係”，《瞭望》2017年第46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