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例。而且，在戰爭隱喻下，對敵人的批評不僅可以贏得民眾的同情，還可以樹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在美國的大選之年，這種英雄領導人形象則意味選票和執政。不過，極端民族主義可能會超出政治領導人的控制，這無疑會給西方國家內部以及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對抗埋下伏筆，使得各方都成為輸家。
再者，以抗疫為借口，為己方不義之舉賦予合法性。戰爭隱喻會塑造十惡不赦的“敵人”的形象，因此己方的任何報復行為都很可能被看作合理的。即便這種行為有意或無意造成他國人員、財產和名譽損失，本國民眾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美國的反恐戰爭導致所在國無辜平民的死傷不在少數，但是在“戰勝敵人”、“贏得戰爭”的隱喻保護下，少數人作出犧牲被認為是可以原諒，甚至是無法避免的。換句話說，此時結果決定手段的合理性。在此次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威脅暫停對世衛組織供款，鼓動世衛組織接受台灣。這些違反國際道義之舉在戰爭隱喻的背景下，都被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背地裡卻是在實現抗疫以外的政治目的。
新冠疫情使許多西方多國面臨死亡人數上升、經濟下行加劇、社會矛盾凸顯和社會撕裂加劇的壓力。這使不少國家執政黨的形象受損，甚至未來執政面臨調整。因此，利用戰爭隱喻在國際社會尋找假想敵，有利於釋放國內壓力，轉移民眾視線。但是，戰爭隱喻的啟動很容易，但是收場可能很難。國際社會的分裂和對抗氛圍可能在疫情平息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無法消除，對未來的國際合作增加了障礙。作為中國來說，要警惕美國政府沿著戰爭隱喻越走越遠，甚至基於莫須有的罪名，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採取“長臂管轄”式非法制裁，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國際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