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面向而言，台灣當局積極推動參與國際衛生事務，無論就台灣住民本身的需求與福祉，或者就全球防疫網絡的周延性，確實有其必要性。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現階段台灣爭取成為WHO 觀察員，希望以“衛生實體”進入國際防疫體系，進而納入在這個應對全球及區域疫病危機的網絡中。
依照WHO章程的規範，台灣是無法參與這個國際組織的。台灣僅衹是一個地區名稱，不具國家法人身分；中華民國雖然為WHO的創始會員國，也參加過1946年的國際衛生會議，然而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已經在1971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因此，在聯合國下轄的WHO之參與者為國家或聯合國的會員國，事實上並不可行。
在大陸對全世界宣示的“一中原則”之下，台灣面臨到各種參與國際組織的障礙，儘管台灣自1980年代以降，在經濟發展上突飛猛進，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頭羊，已成為國際社群中不可忽視的一員，而台灣也積極尋求其他的管道與程序，試圖重新加入這些聯合國架構下的國際組織，然而均在大陸的反對下而不得法。除非兩岸對於國家主權具有絕對的高度共識，才有可能解決國家名稱的高度政治性問題。
三、一中原則卡住WHO之路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案經多年的努力屢屢受挫。綜合檢視從1997年至2005年台灣重回世界衛生組織所作努力與行動策略，在2001年之前，係以“中華民國”名稱申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至2002年後，採取務實的態度，以“衛生實體”名義推動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2005年，台灣採用“雙管齊下”之策略， 提出兩大訴求：
其一訴請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實質案修正後之“普世原則”（universal application），作為台灣日後參與該條例所規範之相關活動的法理基礎。其二為將台灣納入以“衛生實體或衛生區域”，或者比照“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台澎金馬模式”之概念，推動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到了馬英九執政時期，由於兩岸關係改善，獲得了大陸的支持，台灣始於2009年再度提出說帖，向世界衛生大會提出觀察員的請求，並經由幹事長對台灣發出邀請，於2009年5月18日至27日之世界衛生大會中，台灣成為了當時WHA之觀察員。但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後，由於蔡英文始終不肯承認“九二共識”，台灣又被WHO排拒於門外。
就參與WHA而言，WHA為WHO的決策機制，依照WHA章程第3條的規定，參與WHA身分為會員、副會員、執行委員會代表；受邀參與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秘書長可邀請已提出會籍申請國家、已代為申請為副會員，以及已經簽署但未經國內憲法程序批准的國家，派觀察員出席WHA；WHO憲章第14條規定世界衛生大會每年舉行常會。
另外，WHA章程第19條之規定，世界衛生大會全體會議依組織法由各會員國任命的代表、副代表及顧問參加，有關副會員地位的決議，而由副會員任命的代表參加，執委會的代表參加，應邀的非會員國及已代為申請副會員的屬地觀察員，以及應邀的聯合國代表及其他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關係的政府間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而衛生大會如另做決議，不在此限。
台灣於2009年受邀參加一年一度的世衛大會，其參加的身分為非國家領域的實體（即衛生實體），由於當時的WHO秘書長陳馮富珍為香港籍，這也意味著當時兩岸關係的改善。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國民黨籍的馬英九高票當選，馬英九採取不同於前任民進黨政府的“和中”政策，兩岸關係明顯改善，遂有以後參加世衛大會的機會。若大陸採取排斥的立場態度，當年是否還能夠獲邀成行，其結果如何應不言而喻。
儘管已經確立了以“非國家領域”之衛生實體的身分參加了世衛大會，然而以何種名稱，確實也經過了一番斟酌思考。自1971年台北政權的中國代表權由北京政權取代以來，中華民國的國號已經不具主權國家的地位，如前所述，台灣僅衹是一個地理區域的名稱，是以該用何種名義重新申請加入國際組織，便成為另一個難題。
大陸秉於作為中國主權唯一代表的地位，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所使用的名稱這一議題上絕不放鬆，縱使是在兩岸關係緩和時期，大陸對此始終並未有退讓，而大陸可以接受的名稱，卻非台灣方面所可以認同。參加的名稱是到目前為止，兩岸尚無法妥善解決的現實問題。
以功能性而言，台灣加入WHO的國際組織，確實是有許多合作交流與參與的機會，不論是人才的培育交流，亦或世界衛生工作的實質參與，或者是進行防疫實務、研究參與，都有相當的作用與實效，深具意義。而以觀察員參與國際組織雖無表決權亦無主動發言權，但重回參加世衛大會，參與國際防疫體系合作，對於台灣而言，應有重大的意涵，至少重回了國際組織，增加了台灣的能見度。
然而對民進黨而言，有時候進行功能性與事務性的參與，卻並不是他們的主要著眼點。他們堅持以台灣為名稱加入國際組織，並以此作為彰顯台灣主權的舉措。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通常採取抗爭手段，並在名稱的議題上採取堅持立場。這種做法往往適得其反，對於台灣國際組織之參與則無法得到實際上的助益，也會引起大陸強烈的抵制。於是便陷入了一種“一個中國”的理性選擇困境。
由於沒有大陸首肯就不可能參與國際組織，於是台灣在實質參與國際組織的場合，能見度是增加了，但是台灣的國際地位是否真正的提升，便是一個疑問，這也是台灣綠營及其支持者最常詬病之處。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牽動了大陸與台灣對於此舉之界定，是否為所謂的“國與國間”的問題，還是“內政問題”，便成為無法避免的現實。
四、“以疫謀獨”台灣難找到突破口
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由於兩岸關係而顯得錯綜複雜。就全球防疫與健康體系而言，台灣作為地球村的一員，自然不應被排拒於世衛組織之外。然而兩岸分裂分治的主權爭議無解，而台灣近年來為彰顯主體性，頻頻採取去中國化的政策導向，這些因素使得原本應局限在專業領域的台灣加入WHO議題，不免和政治深度牽扯。
民進黨政府視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為其伸張台灣主權、彰顯國際地位的重要舉措，藉以突破大陸所堅持的“一中原則”，確立台灣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地位。而WHO所具有的功能性與專業性，此被視為台灣足以嘗試的突破口。北京當局則運用一切手段來加以反制，慎防這樣的政治效應產生，鬆動了其一中政策的執行。
至於台灣以“非國家領域”的“衛生實體”地位參與WHO事務，可以說是兩岸所能共同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然而即便這樣的共識也無法維持。中共方面將應允台灣加入WHO一事，作為調節兩岸關係的一種手段，假如台灣當局採取和大陸意向相違背的兩岸政策，北京即關閉台灣參與WHO的一切管道。
然而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又再次將台灣參加WHO的議題突顯出來。作為地緣上與大陸關係無法切割的政治實體，當大陸內地疫情蔓延，台灣即因兩岸民間交流來往的頻繁而將帶原者移入，使台灣也成為感染疫區。但是台灣在疫情嚴重之時重提參與WHO，卻被大陸解讀為“以疫謀獨”，這對台灣想要找到加入WHO的突破口將更為困難。
衹是，值此全球均在嚴厲防疫措施的關頭，台灣卻因中共因素而被WHO拒之門外，這也會引起台灣民眾的不滿。有鑑於WHO的專業功能在全球防疫事務上的重要性，北京方面不妨在台灣加入WHO的議題上放寬立場，轉換成懷柔的模式，適度放寬台灣在WHO事務的參與程度，改在其他的領域堅持立場，這不但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也符合中共一貫對台政策的原則。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