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際機構對世界經濟的預測並不樂觀，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具備穩定的預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基於全球範圍內經濟同步放緩的現實情況，對世界經濟做出了持續悲觀的展望，今年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預測連續三次下調，從4月的3.3%下調至7月的3.2%，再下調至10月的3%，同時對發達國家、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均下調0.2個百分點，認為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下行趨勢加重，將降至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同時分析了兩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製造業增長不足，已至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二是貿易局勢緊張，並且存在較大變數，這不僅對貿易領域造成不利影響，也通過形成不良預期對消費和投資領域造成不利影響。由於這兩方面因素短期不能消除，IMF對2020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也逐季下調，從4月的3.6%下調至7月的3.5%，再下調至10月的3.4%。儘管如此，IMF仍然維持對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將提速的預期，因為其預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將在明年出現回升，從而帶動世界經濟向好。
再次，為應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困境，各國競相實施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降息潮”，但效果堪憂。
10月30日美聯儲進行了2019年的第三次降息，並且下調超額準備金率，延長維持回購操作期，這“三箭齊發”充分表明美國對經濟增速放緩的擔憂，期望通過加快貨幣政策的放寬進程、加大貨幣政策的寬鬆程度來阻止經濟增速的進一步放緩。但是，在三次降息後，美國的實際利率已經接近於零，貨幣政策空間已經很小，如果政策繼續放鬆，將導致實際利率為負，不但不利於促進經濟增長，更有可能起到反作用。無獨有偶，近日歐洲央行也有貨幣政策“三箭齊發”的行動：一是降息，二是重啟量化寬鬆，每月計劃購買200億歐元資產，三是啟動第三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III)。
事實上，不只是美歐在實施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降息潮”已然在世界範圍內被高調掀起。國際清算銀行(BIS)追蹤全球38家央行的數據顯示，截至9月5日，2019年全球央行合計已經降息32次，降息幅度達13.85個百分點，並預測未來12個月全球央行還會降息約58次、合計降息幅度高達16個百分點。可見，為了應對世界性的增長乏力、通脹偏低、貿易摩擦的衝擊等不利情況，很多國家選擇了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寬鬆貨幣政策對於經濟增長的提振效應存在邊際弱化趨勢，在貨幣政策空間已經如此有限的情況下效果更難以發揮，因此需要財政政策助力。
各國財政可持續發展亦有擔憂
文章指出，儘管今年已有那麼多家央行降息，但成效並不顯著。諸如美聯儲雖然多次降息，但仍收效甚微。有觀點表明，未來兩年美國經濟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且這種壓力可能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蔓延，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不能扭轉不利局面。也有觀點表明，歐洲央行重啟貨幣寬鬆很可能不會增加投資和消費，而是增加儲蓄。既然貨幣政策放寬鬆的舉措並不奏效，那麼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扭轉局面讓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呢？
我們認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而經濟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可持續發展謀求財政的力量支持是正確的方向，關鍵在於財政本身是否在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而不在於政府是否願意花更多的錢或者減少更多的稅收來支持經濟增長。事實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十餘年中，大多數國家運用寬鬆的財政政策應對各種外部與內部衝擊，卻疏於對財政本身可持續問題的重視，財政“健康”程度不斷下降，尤其是給後人留下了巨額債務，財政可持續發展前景堪憂。IMF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指出，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仍居高不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公共債務攀升並對財政可持續性表示擔憂。可見，在當前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可持續困境中，各國應謹慎行事，只有處理好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財政可持續之間的平衡關係，才能讓財政政策發揮更大作用。
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和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背景下，需要考慮更多維度的影響因素，對財政可持續重新認識。具體思路是綜合考慮財政運行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穩定性、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財政風險的可控性等方面，將政府的償債能力內含於財政運行的有效性和財政風險的可控性之中。最終定義如下：財政可持續應是包括財政運行的可持續、財政功能的可持續、財政政策的可持續和財政體制的可持續四個方面的完整體系，它能夠保障財政運行平穩順暢、財政職能有效實現、財政政策兼顧穩定靈活、財政體制科學完善，充分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支柱作用。只有在完整全面地認識財政可持續內涵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保障財政可持續發展，進而更加有效地運用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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