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對台政策的推動，必須考慮環境背景，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主要考慮因素是來自於內部“經濟發展戰略”需要與中美建交的外部關係改善，1983年鄧小平回答楊力宇對台的武統與外交遏制政策，具體地舉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6點主張，仍是內部經濟發展需要與外部“聯中制蘇”政治壓力紓解下，進一步闡述“和平統一”的要義。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制定，一方面是針對台灣對大陸政策轉向衝突防範，以及內部武統呼籲升溫的回應；二方面也在小布希“全球反恐戰略”下，對台海局勢控制的意圖與對視中國大陸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容忍程度。
“和平統一”是一種主觀的設計與期盼，客觀對象行為的變化與第三方的干預力量，都是一種變量，歷史發展證實，這兩種變量始終圍繞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克服這種變量的影響，終究要依賴自身力量的展現。
1988年後，鄧小平主張“韜光養晦”作為國際政治行為的指導原則，這並不衹是針對當年西方的圍堵政策，更多的是發現應對國際衝突的壓力，仍有賴於自身力量的壯大，這種力量的展現，必須是一種全面性質，而非單一力量支撐，綜合國力成為大陸追求的指向。
2010年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胡錦濤對外政策仍依循“韜光養晦”原則，對台而言，主要的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對於美國而言，重返亞洲成為美國新的政策，這也預告了美國將會順勢打出台灣牌，台灣將成為美國的戰略工具。這也說明了大陸“和平統一”的政策選擇，未來美國的介入力量將會更大，和平統一的實踐，更須要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礎上，方有執行政策達成目標的可能性。
三、干預力量的主角由暗轉明
戰略行動衹有理性，利害權衡是行動基礎。2010年中國大陸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後，美國即將戰略重心移轉至亞洲地區，足見歐巴馬時期，已經意識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權力即將失衡”，塑造“亞太權力再平衡”，便成了美國的當務之急。
2010年朝鮮半島發生天安艦事件，觸發半島危機：2012年日本發生釣魚台購島事件，形成中日對峙；2013年南海黃岩島事件，中菲衝突升高：2016年南海主權歸屬經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公佈，東協施壓中國大陸應遵守國際法爭端的解決，這些都是撬動權力平衡的重要槓桿，美國著力相當深，歐巴馬是要透過“權力平衡”方式，達到原有的平衡狀態，甚至提出G2的建議，顯示他的行動具有底線，尤其在“戰略槓桿”的運用，尚未將台灣納入其中。
2016年川普就職之後，對於歐巴馬的政策並不滿意，在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也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修正主義者。
川普“戰略競爭”政策的調整，也帶動了美國學界認知的轉向，2018年3月在美國外交事務協會網，貼出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的文章《重新估量中國》指出，1967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強調對中國大陸採取“誘導變革”，主張“深化商業，外交和文化關係將改變中國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的假設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
這樣的假設正如同艾倫·弗里德伯格教授(Alan Friedberg.pr)所言，“沒有充分認識到向中國這個新興戰略競爭對手開放經濟和社會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長久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於“將中國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隨後，美國動用了“經濟(溢出貿易的範圍)、技術、軍事、聯盟”四大戰略，跟中國進行一場“戰略競爭”的遊戲。
川普在台灣的議題上，反對歐巴馬“維持現狀的一中政策”，欲突破“一中政策”的自限，取回“一中政策”的話語權，尤其是納瓦羅(Peter Navarro)與博爾頓（John Bolton）都主張變更“一中政策”的內涵，其目的是“以台制中”阻滯“中國大陸發展”，壓制崛起的速度，形成對中國大陸的戰略主動，美國終於將自身放在第一線，化暗為明。
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檢討陳水扁執政的錯誤，選擇了急速進行台灣政府組織、史觀、文化、社會結構的改造，兩岸關係則被置於外交戰略對外關係下進行統籌，拋棄了中美台平衡戰略，選擇“脫中入美”一邊倒向美國的“戰略依賴”，其背後思維乃是欲將時光推回二次大戰結束時期，視台灣國際地位未定，將命運重新交託於美國之手。蔡英文的戰略設計終於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形成戰略同步，台灣終究還是成為美國的戰略槓桿。
四、“實力統一”模式的浮現
兩岸官方關係的相背，美國介入的深化，預言著純粹“和平統一”方式具有過多的理想色彩，統一的時間壓力或令中國大陸難以忍耐；美國介入深化影響兩岸的“政治結構”。
台灣乘勢配合，誇大軍事力量的安全作用，讓台海戰爭的觸發幾率升高。武力統一不但讓台灣仇恨延續，中國大陸崛起進程，第三方的美國則取得完全利益。武力統一衹有百害，作為理性的決策者，不會不理解用兵的後果。
目前，中國大陸國力發展順遂，“實力統一”的第三條路線已經浮現。“和平統一”是一種透過“吸引力”的方式進行，武力統一是透過“強制力”的方式求取，實力統一則是透過一種“威望力”的方式服膺。
所謂“實力統一”，乃是基於“綜合國力”的展現下實現統一。2018年初，美國國內針對中國大陸戰略調整進行大辯論，隨後形成了三大共識：“一、過去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是失敗的；二、中國具有全球性質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三、未來5到10年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期。”
這三大共識，一是承認和平演變政策錯誤，二是認知中國大陸具有全球競爭實力，三是發展中的中國大陸，未來5-10年間是美國抑制其崛起的關鍵期。2018年美國產學界對中國大陸“實力”認知的翻轉，確實是令人驚訝。
2012年後中國大陸在習近平接續政權之後，提出了中國夢與民族復興的倡議，2013年“一帶一路”經濟政策的提出，以溝通中國、中亞、俄羅斯與歐洲市場整體化發展的推動；注重大國新型關係的建構與積極參與全球、區域政治的多邊組織與活動；2015年啟動解放軍體系、制度、編成變革，改變了大陸軍主義，走向聯合作戰導向的新發展；大力發展高新尖科學技術與產業落戶，千人計劃至2018年已經引進6000個高階的創新創業人才。
中國大陸國力的增長，引來美國的對抗，如關稅、貿易、經濟模式的鬥爭；科技戰略的阻滯措施；台海、南海自由航行的軍事動作，台灣一中政策的挑戰。美國對中國所施作的戰略競爭，是一種整體與全面性質的競爭，台灣問題的槓桿，衹不過是美國對中發起戰略競爭的一環。
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員邁克爾·切斯(Michael Chase)，2019年2月26日在“應變計畫備忘錄”指出，未來的12-18月內台海發生戰爭的幾率雖然很低，但可能發生新的危機，建議“美國提供北京與台北溝通管道；外交途徑化解危機；展現美國對台灣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的支持”。切斯是基於美國戰略利益觀點的建議，但這種火上澆油的方式，讓危機發生的幾率更高。
從中國大陸的視角觀察，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增長，對台的工作顯得“自信”，例如，惠台31項政策的實施、國民待遇的逐漸落實、台灣經濟發展對大陸市場的依賴，以及未來高新技術產業與大陸聯結的結構發展，尤其是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九二共識的主張，在南部並未影響選情的翻轉，這些都是有賴於大陸自身國力發展的促成，實力成為穩定與統一兩岸的決定性因素。
至於地緣戰略的衝突問題，主要在於西太平洋的“戰略平衡”，制海權力量是關鍵。西太平洋海權的競爭一方面是“由海向陸”的設計，一方面則是“由陸向海”的延展。中美海軍建設最近幾年，維持每年11-13艘造艦速度，競爭相當激烈。然而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戰略競爭，卻更能得利於兵力集中與陸基力量的支撐。其次，則是解放軍戰略兵力投送能力的決定，解放軍戰略投送能力計劃在2020年能及於第一島鏈邊緣地帶，讓第一島鏈的軍事壓力增大。
地緣戰略目的在於“戰略控制與行動自由”的獲得，一旦“控制性戰略”得以實現，“實力統一”更加有了可能性，其一方面可以抵銷外力干預，另一方面起到威懾作用，同時更能協助推進“和平統一”政策，如習近平在“習五條”中所提出的“民主協商”、“制度構建”、“政治談判”進程，也能避免“武力統一”戰爭場景的到來。但“實力統一”仍必須視中國大陸綜合國力是否能持續增長與超越為前提。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4月號，總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