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國”之下的“兩種制度”絕對不是對立的關係，更不是一個壓倒另一個成相互替代的強迫狀態。“一國兩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國一制”為最終目標而制定的。近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指出，雖然派遣中高級及首長級人員到內地院校交流、參加考察培訓的名額已增至1000個，但希望在未來可以進一步增加名額，讓較為基層的公務員亦參與到內地考察和進修的計劃之中。同在會上的民建聯議員蔣麗芸進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員可以去內地“掛職”，“落啲縣呀、鄉呀”（去到鄉和縣），相信會對官員在日後處理基層問題方面有所裨益。
“兩制”和諧需“一國”護航
筆者對此不以為然。第一，香港官員赴內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實到鄉鎮村等基層層次，確有一些“矯枉過正”。香港社會與內地農村的情況是天差地別，南轅北轍，讓香港官員“上山下鄉”，不免讓內地考察掛職變得有些“削足適履”。第二，與其實行項目化、單向度的公職人員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實制度化、雙向度的掛職交流。讓內地和香港的官員互為學習，彼此合作，相互砥礪，共建和諧一體的“兩制”環境。進而言之，內地不僅是有香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應該成為內地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設性參照的地方，這才是“一國”之所以需要“兩制”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
故此，建制派在新時代下，一方面要成為穩定香港、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建設派；另一方面也要成為香港核心利益和價值的捍衛者、守護者和建設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獲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擁護和認可，才可以真正成為香港社會主流的政治團體，才能最終成為配得上“一國兩制”優越性的實踐者、體現者和保護者。
堅持一個中國，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頭”；堅持“兩種制度”，是互為補充的“唯二”，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支”。“一國”的有容乃大需要“兩制”的各顯所長，共存共榮來體現，而“兩制”的良性和諧又需要“一國”的保駕護航。唯有如此，香港的運作才能在大國崛起的世代中，安頓好自身的位置，尋找到立命的坐標，在與國家同頻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質、優勢和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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