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虛擬的網絡社會與真實的社會之間出現連結：“由於網絡所倚靠的是真實世界的科技發展，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掌握科技的菁英，在網絡的虛擬社會中也同時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例如，在台灣每一個電子布告欄(BBS)站台中，都有相關的限制與規定，而掌握這些規則的人(站長/版主)，則擁有比一般成員(鄉民)更多的網絡(或科技)權限或能力。同時，站長與版主通常又都是主機的擁有者或維修者，因此無論是在現實或者是虛擬的社會中，都能處在支配的位置。
這也是為何“網紅直播主”與“粉專”在選舉中會越來越受到政治人物重視之因，這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粉絲的“網際權力”，也制約著他們的粉絲。由於有“網際權力”的存在，他們對受眾的影響力，可能要超越傳統的報紙與電視。這顯然也是民進黨執政者，願意花更多的經費去建構自己的“網軍”之故。
四、台灣統獨板塊的變動性
觀察台灣的“政治消費主義”與“網絡政治”互動行為，對政治圖騰所產生的影響，有必要從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檢驗起。
台灣在進行民主化的過程中，李登輝就界定“民主化等同於本土化”。而“本土化”概念的建構，也呈現在二分法的操作中，試圖把它轉化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認同。例如，本土化被化約成“獨派＝本省人＝反殖民（反中）＝反一國兩制＝民主＝台灣第一＝愛台灣”；而“非本土化”就等同於“統派＝外省人＝外來的＝殖民（認同中國）＝支持一國兩制＝反民主＝出賣台灣利益＝賣台”。
這兩種概念的對立性，被建構成無法相容的權力主體，所以選擇一邊，就會負面化另一邊。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權力的建構，並沒有促成台灣更獨，衹是消耗了部分傳統支持統一價值的群眾認同心理。雖然如此，也因為統獨之爭，讓更多人排斥急統或極獨，也使得雙方的政治板塊，一直處於政治光譜最兩端的位置，誰也無法取得最多數。
這顯然也是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李登輝為首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主流派”，結合民進黨操控“新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推動有關。
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並不想放棄原有的權力，所以還是要堅持“統一”（國統會、國統綱領為指標）的立場，以及統一所代表的“九二共識”。而民進黨想要躍身為執政黨，就必須選擇自己的政治圖騰與社會權力結合，才能有機會壯大自己。
但是，為了快速達到執政的目的，民進黨在1999年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輕易地讓渡了“台獨”的立場，並接受了“中華民國”為“國名”的訴求。這一讓步，民進黨達成了執政的目的，卻不可能再收回權力，甚至也無法轉向完全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這也是為何雖然經歷了兩次的政黨輪替，但是蔡英文也衹能走到“中華民國台灣”，即使把“中華民國”從護照和華航的班機標誌上變小，就是不敢完全變無。
既然“中華民國”與“台獨”兩邊市場不能有獨佔性，所以儘管“政治消費主義”與“網絡政治”不斷地操作，最終還是無法讓政治消費者做出完全的選擇。這也是在藍營的政治場域，雖然飄揚著國旗和國旗裝，但是“中華民國”就是無法完全取代“台獨”，反之亦然。
這方面，如果從長期民調的數字觀察，更可理解其中的變化，過去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試著以量化方式，畫出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趨勢。“我是台灣人”跟“我是中國人”的認同，在1995年時形成交叉，“我是台灣人”認同傾向，首次超過“我是中國人”。而在2007年時，“我是台灣人”與“我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認同傾向又首次交叉。
而後，“我是台灣人”認同傾向逐年上升，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一個頂峰，2015年後“我是台灣人”大體維持在55%左右。原先高於台灣人認同的“中國人認同”，1997年後逐年下降，目前皆維持在5%以下。
這個以“台灣人的單一認同”已超越“台灣人／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或許有助於打造台灣的單一國族認同，卻不必然指涉出“台獨建立國家”這個選項。原因在於，國族認同是一種人們心中的“終極價值觀”（consummatory value），既然是價值觀，本質上即為情緒性跟爭議性的，很容易讓人在討論重要政策之時，變得激動之外，議題、討論內容隨之失焦，更遑論“工具性”的討論，核心價值觀沒有確立，焉能聚焦？
而這個“終極價值觀”不必然涉及獨立建國與否，若以台灣而言，它可能是討論國家現況何去何從，也可能是如何擘劃對中國的經貿政策等，且這種價值觀必須是幾乎接近“共識”，至少是“大部分人儘管不喜歡，但還能接受的價值觀”。
但是，民眾要做出政治選擇必然是困難與陣痛的，所以“不做選擇”變成是大家不想很快去面對難題的最佳選擇，套一句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所用的“逃避自由”概念，“逃避選擇”反而是台灣在當前過多的“政治消費主義”與“網絡政治”疲勞轟炸下最好的選擇應對策略。
所以，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過去支持“維持現狀”者總計有57.5%，高於傾向獨立的25.7%與傾向統一的10.4%。這項調查結果顯示，“獨立”並非是台灣目前的共識，“維持現狀”才是。要注意的是，此處提及的獨立，主要是意指“破除中華民國或說現狀框架，建立一個新的、形式上的政治實體，也是一般人所認知的台獨”。
另外，根據台灣民主基金會於2018年所做的一份民調，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導致中國武力攻台的話，會有55.0%的民眾願意，或非常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35.9%的民眾不願意。但是，如果中國為了統一而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話，則有將近七成（67.7%）民眾願意，或非常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39歲以下年輕人的自我防衛的決心更高，甚至突破70%。
不過，若是把問題換個方式，改成“請問您認為台灣人願不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認為不願意者有44.9%，認為願意者有41.8%。儘管根據民調結果，有67.7%的人表示願意為了在中國“武統”的情況下，為台灣而戰，但卻對於其他人願意與否較無信心，而大多數人心知肚明“獨立導致戰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是因為台獨而引起中國武統，願意一戰者又更少。證明台灣人在思考獨立與否時，更傾向於考量成本的理性思考，獨立若是在沒有戰爭的前提下，才會是“最優先”的選項。
至於到2020年的情況，由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所發表的民調，到10月24日為止，雖然外有中國頻繁的軍事演習和軍機擾台，但是願意選擇與中國“和平相處”的民眾，仍然高達90.4%。而選擇願意跟中國大陸繼續“對抗衝撞”衹有2.6%。更有意義的現象是，願意支持民進黨“宣佈獨立”者，衹佔13.6%，遠低於“與中國大陸修復關係”的23.8%。
也難怪這份民調做出來以後，雖然民進黨看到願意為台灣而戰的比率高達6、7成，而感到相當滿意。但是看到支持台獨者卻如此之低，跟年初總統大選中蔡英文贏得的817萬張選票不成比例，讓民進黨對未來的發展，也感到不安，這也讓蔡英文不得不喊出“沒有永遠不離開的支持者”，讓執政者都要有所警惕。
五、為何台獨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從以上政大選研中心、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的調查可以發現，“逃避選擇”確實是台灣民眾在選擇困境中最佳的選擇策略，這也是“維持現狀”一直會佔有大多數的原因。純粹支持“中華民國”和純粹支持“台獨”，都不是台灣政治市場的主流價值。
所以，不管藍、綠，衹要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中華民國或台獨），再透過“政治消費主義”的操作，必然會把有“選擇困難症”的選民拉向自己的一邊，而策略上當然清楚地標明“我這家店”賣什麼肉？對方又是賣什麼肉？則是最好的策略。
而這個“肉”要找到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者。例如，過去民進黨堅持“廢核四”，要把台灣建構成一個“非核家園”。如今，國民黨訴求堅持不要“萊豬牛”，要建立一個安全的台灣，不僅在戰略上選擇以往民進黨善於利用“新社會運動”走上街頭，這次國民黨人也願意放下身段，選擇做一個配角，配合工運團體的“秋鬥”，跟著到街頭反“萊豬牛”。
更明顯的是，國民黨團終於敢在立法院潑灑豬的“雜碎”，開始學做反對黨，把以往民進黨在立法院中的抗爭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就是一種“進步策略”，反之也是一種“不讓步策略”。“讓步策略”是強者所為，“不讓步策略”卻是弱勢者的策略，這也是在“政治消費主義”中對“選擇困難症”的民眾最佳的示範效果，群眾喜歡看熱鬧，民眾也喜歡“錦上添花”，弱勢者變強，民意的支持度當然就會變強。
這點可以看出，民進黨執政一直有事沒事就挑釁中國大陸，就是要讓自己變強，絕不讓台灣人民看到自己在中國的“文攻武嚇”下變弱。同理可證，國民黨想要重新再起，“師夷之長以制夷”絕對是當前最佳的選擇策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