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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經濟學應時而生,或將是拯救危機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 |
中評社北京7月14日電/2020年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和正在逼近的世界經濟危機,可能成為宏觀經濟思想的第四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基建經濟學應時而生,或將是拯救危機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
中國經營報發表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級)兼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任澤平文章表示,在多個國家和地區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疫情,叠加美、歐眾多企業高杠杆、政府部門高債務,流動性危機一度爆發,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過去20年間,美、歐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反而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純粹是飲鴆止渴。
中國也經歷過2009年貨幣強刺激的教訓,儘管度過了危機,也埋下了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杠杆率飈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風險隱患。經過2016年以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 、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階段性緩釋了風險。當前面對疫情流行、經濟衰退的全球危局,加上中美貿易摩擦、新舊動能轉換等重大挑戰,中國沒有重走老路,而是選擇了“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的宏觀對衝政策,與歐美過度依賴“零利率”等政策形成鮮明對比。
現實是最好的實驗,歷史是最優的裁判。
新基建“五新”
文章稱,狹義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基礎設施補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基建、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廣義的新基建,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加速度。
“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機場、橋梁,那麼未來20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消費升級重大民生項目的基礎設施。
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五新”:
一是新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橋梁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特高壓、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城際高速鐵路與軌道交通、大數據中心、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及教育、醫療新設施。
二是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最終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未來城鎮化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面臨嚴重短缺,進行適度超前的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鬆地方債務要求,以推進大規模基建;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加強債務約束,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三是新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改革,它大多屬於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需要不同於傳統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在財政政策方面,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降低稅率;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併購、IPO(首次公開募股)、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推動規範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在產業政策方面,將新基建納入國家戰略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
四是新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准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華為、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企業已經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場和企業相互支持配合,市場能幹的盡可能交給市場,這樣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財稅、金融等基礎支持。區分基礎設施和商業應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場一起,後者則更多依靠市場和企業。
五是新的內涵。除了硬的“新基建”,還應該包括軟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如改革醫療體制,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落實競爭中性,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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