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關係的問題
第二是“央地關係的問題”。我們傳統的提法是“央地關係”，實際上，在五級行政體系成型之後，不單單只有“央地關係”（當然“央地關係”還是最重要的內容），還有嵌套於其中的各類上下級關係，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縱向府際關係”。新冠疫情發生後，有的地方在應急管理過程中畏手畏腳、不能迅速打開局面，不想也不敢擔責，處處等待上級指示，有的則上手很快、主動擔當，有先招、有預案、有自選動作。比如廣東、浙江、湖南、天津等省市率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I級響應，天津市最早提出以“戰時狀態”打贏防控仗；銀川、太原、貴陽、哈爾濱、杭州、南京、鄭州等地較早地開展“社區封閉管理”；再如，在各地觀望等待之時，浙江、廣東率先而動復工復產，甚至政府包車、補貼用工單位接回員工。為什麼同樣是在中央領導下，有的地方的積極性要高一些？有的則處處被動等待？
有人用“委托－代理”來形容“縱向府際關係”，上級是委托方、下級是代理方，按照這個邏輯，下級處處受制於上級、上級對下級問責。如此，下級一定會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行為，以規避上級問責。實際情況是，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處置過程中，權力“向上收得很緊、向下放的有限”，疫情信息發布權、重大傳染病預防控制對策的提議權、應急指揮權基本上被收至省級以及國務院層面，換言之，沒有更高層級的統一指揮、授權，下級的信息發布、決策就算違法。這種上下級的責任劃分，帶有“層級越高權威越高”的想象。問題是，這麼長的信息反應鏈條，如何能保證“信息反映要真、要快，決策回應要快、要准”？出了問題，到底要打誰的板子，打板子的依據何在？打了板子後，央地權威如何消長？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人們最為關心的是：第一，信息上報與發布過程，包括零號病人是誰，發現人傳人的時間，以及疫情信息上報時間、上報的內容，信息發布的時間為何？第二，疫情發生後地方主官的行為。很明顯，社會和輿論的焦點集中在了地方，也關聯著中央如何問責。事實是，中央在事發一定時間內，撤換了地方主官。但是，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問責地方以後，地方權威受損，在疫情防控和以後的治理過程中如何繼續擔責？按照“委托－代理”邏輯，地方也是整體的一部分，地方權威受損，中央權威就會得到加強還是削弱了？繼而，可以繼續追問“央地信任的差序格局”是否有利於地方執行中央決策？這可能要接受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千百年來，中國始終在處理“央地關係”這個關鍵問題。現代化進程中更是要直面“一放就亂、一收就死”這個命題。集中力量辦大事、地方服從中央、全國一盤棋都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