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北京強調政府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搭好台，企業才是唱戲的主角；與此相類似的，台北也強調企業要主動走出去，擴大向東南亞和南亞的貿易和投資，政府會動用有關資源進行全力支持。兩岸都不約而同地把企業放到最主要的位置，而讓政府作為一種支持，這不是出於默契而是由於這種行為符合經濟發展的慣例。當這種共同慣例結合在一起時，兩岸共同利益也就自然聯在了一起。
社會經濟性慣例的引入，會使得兩岸民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雙邊共同“情理”上。台灣 “小確幸” 的思潮，在當前世界格局紛繁多變的背景下，衹能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從理上看，多變的世界格局孕含著機遇與挑戰，預示著未來更為激烈的全球競爭，偏安一隅而自求多福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從情上看，簡單明快的生活固然具有吸引力，但這種短時間的歡愉後面是長期精神上的空虛與頹唐。用行政性慣例行為去干預台灣年輕人的思想行為是幾乎不可能的，但社會經濟性慣例能通過現實的點滴變化慢慢讓台灣年輕人認識到年輕人更應該有遠大的抱負和理想，並朝著這個目標不斷努力。當前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湧入大陸求學就業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兩岸年輕人之間已經逐漸形成了共同“情理”和共同慣例。所以，社會經濟性慣例的普及會給兩岸民眾帶來認同感和信任感。
四、北京的“YES”和台北的“NO”
北京對於向社會經濟性慣例行為轉變，是持明確肯定的態度，希望通過加強民間多層次的雙邊交往，通過社會經濟性慣例為兩岸帶來更多的共同“情理”，增強兩岸民眾之間的認同與互信。這從多年來北京一再鼓勵民間接觸、民間交流和民間商貿可以看到。
近期北京推出的31條惠台政策中，已經不再是一份對台補貼清單了，而相當大的內容是涉及給予台商和台胞國民待遇或超國民待遇，謀求在更為經濟的範疇下來給予台商和台胞更多應得的實實在在的優惠。而這些優惠大多是台商和台胞多年來在大陸工作、學習和做生意時希望獲得的便利待遇。
同時，台北對於通過社會經濟性慣例行為來進行兩岸交流是有畏懼之心的。一方面，台北對於北京給予優惠的行政性慣例行為有很強的預期，這不僅僅體現在政府層面，在企業和民眾個體層面，都表現得非常突出，一旦轉向社會經濟性慣例行為，大陸政府大幅讓利的預期紅利會減少或消失；另一方面，台灣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產業轉型一直成效不佳，大量企業的技術水準並沒有有效升級。台灣許多技術都是從歐美進口或外包，自主研發能力不足，加上經濟長年景氣度較低，資產積纍速度慢，島內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所以，技術、資本和勞動力三大要素的使用水準都處於一個較低的水準，企業競爭優勢不明顯，競爭潛力不足，與大陸企業的經濟交往與競爭中難以取得上風。
所以，儘管蔡英文政府提出“從世界走向中國”的主張，許多台灣人覺得前景渺茫；但真正與中國大陸平等地進行經貿競爭，“從中國走向世界”，卻也沒有明顯的成效。至少在馬英九當政的八年中，兩岸經貿交往雖然有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意義上按社會經濟性慣例進行公平競爭或合作的案例卻並不多見。許多台商因當年台灣的過剩產能而把公司（工廠）轉移到大陸，在大陸開廠多年，一直享受著各種政策優惠和補貼。等到大陸也出現過剩產能時，不得不再把公司（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但多年享受的優惠與補貼一下子沒有了或者大幅下降了，企業運營立刻遭受了困境，不得不重新考慮投資投向問題。
由此可以看到，儘管兩岸今後的交往會逐步從行政性慣例向社會經濟性慣例轉變，但是兩岸對於這種轉變的心態是完全相反的。大陸對於這種轉變持正面的態度，而台灣更有可能持負面的態度。由於造成台灣所持負面態度的因素多樣且複雜，預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台北對向社會經濟性慣例轉變的負面態度不會發生根本性的反轉。
五、鼓勵多元競合，共同經歷
大陸的正面態度會加速這種轉變，但同時台灣的負面態度又會延緩這種轉變。如何處理好兩岸的差異態度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就要再次回到社會經濟性慣例行為的共同“情理”上來進行分析。
我們以“一國兩制”的“情理”觀為例。大陸方認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存，但兩個政府之間的戰爭仍屬於中國內戰；兩岸從地緣文化特徵和歷史文化淵源上都同屬一系……這些都從“理”上論證了兩岸同屬一國的不爭事實。兩岸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差異無法強迫一邊向另一邊進行制度轉變，強制的制度轉變衹會引起當地社會動盪和人心動搖，會極大地傷害當地已經習慣於之前政治經濟制度的民眾情感。所以，各自保留原有的制度選擇，是從“情”上進行的考量，以給予雙方最大的尊重。可見“一國兩制”也是一種慣例，而且具有其“合情理“的特徵。但對於台灣民眾來說，是否都認同這個“情理”卻不盡然。因為那是大陸的“情理”，不是台灣的“情理”。衹有共同“情理”才會形成認同和互信。
事實上，從行為理論的角度來看，共同經歷是形成共同“情理”的最簡單有效的方式之一。當台灣和大陸的就業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和打拼，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共同思考問題、想辦法解決問題，這種團結合作的經歷很容易讓彼此成為好友，形成共同的“情理”觀和共同慣例行為。同樣的，當台灣和大陸的企業在同一個商業園區或競爭或合作時，相互間的學習（又稱為知識外溢）會引起企業間的良性互動，即一方通過對對手能力的學習和模仿會引起對手對自己的學習與模仿衝動和研發創新的衝動，從而形成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的氛圍，最終在整個區域內形成一種共同的“情理”觀和共同慣例行為。對於上面“一國兩制”的案例來說，事實上許多港商實際上也是台商，通過對香港的建設來形成與這些台商的共同“情理”，就能讓至少一部分原來對“一國兩制”無感的台灣人瞭解到“一國兩制”的本質內容。
大陸應為這種兩岸企業與個人的“多元競合與共同經歷”儘可能多地提供機會。近年來，民進黨台獨小動作不斷，同時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就是想在最大程度上減少兩岸的接觸，擺脫對大陸的依賴，以謀求最終的台獨目標。同時，大陸對台交流降至冰點，兩岸交往的障礙增多，許多經貿項目相繼流產，而這正合了民進黨的意。同時，行政性慣例行為的對抗特徵非常明顯，兩岸同時承受著巨大的行為成本。衹有開放地（大度地）與台灣進行多層次接觸，從微觀自然人法人實體到中宏觀層面的行業與產業層面，全面推進雙邊交往，通過社會經濟慣例方式進行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與合作，才能與台胞和台商具有共同經歷，才能在相互促進中形成共同的“情理”觀和共同慣例。而這些共同慣例又能形成行為規模來降低互動的邊際成本，激勵兩岸互動加速、升級，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六、結語
兩岸之間複雜的競合關係，需要用一些有效的標準來進行衡量，而基於共同慣例的“情理”判定，是符合中國人傳統處事哲學的一項有效手段。大至民族的昌盛，小到個體的發展需求，都包含了中國傳統“情理”的內核，這是任何政黨的任何歪曲所不能消磨的。充分利用好這個內核，在兩岸民眾心中啟動這個內核，謀求共同理念與共同行動，將是推動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一條可行路徑。
注釋*：本文係國家社科面上項目《國際經濟一體化非傳統收益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1月號，總第25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