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8日電／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採取了貨幣寬鬆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組合拳”。這些政策的負面作用不可忽視，其影響不僅涉及美國國內，也會給其他經濟體帶來衝擊。
經濟日報發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周密文章表示，眼下，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仍在增加，但美國國會兩黨尚未就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達成一致。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採取了貨幣寬鬆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組合拳”，這些政策措施短期內避免了資金鏈斷裂，抑制了恐慌情緒在金融市場蔓延，為大量失業人口和處於困境的各類企業和醫療體系提供了一定支持，使美國經濟得到了暫時舒緩。但是，這些政策的負面作用不可忽視，其影響不僅涉及美國國內，也會給其他經濟體帶來衝擊。由於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短時間內難以全面復工復產，經營活動停止和收入下降的壓力有增無減，政策資源流入房地產等非目標領域的“漏出效應”明顯，作為危機應急舉措的政策工具效用將持續減弱。美政府向市場注入的資源在發揮減緩經濟衰退方面的力量有限，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因為過度使用，負面作用將更為明顯。
文章分析，第一，美國政府向市場投入的資源以貨幣為主，並非創造價值，也沒有憑空創造財富。儘管貨幣學派強調可以通過貨幣供應量影響經濟發展，但過度的貨幣供應與實體經濟運行無法同步，將帶來資產泡沫和貧富差距加大的雙重挑戰。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情形不同，當前美國面臨的主要困境並非虛擬經濟泡沫破裂或是杠杆率過高，而是由於疫情造成的實體經濟運行停止。項目開工率不足、投資活動停滯，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求減弱，向市場注入的貨幣難以通過商業活動和資金流轉產生價值，無法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條件，甚至難以彌補資金借貸的時間成本。
第二，作為應對危機的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難以常態化運行。在低利率背景下，貨幣政策調節資金供需關係的效力大大下降，猶如掉入陷阱，該現象被稱為“流動性陷阱”。對於資金供給方，雖然由於利率下降，人們在儲蓄無法獲得利息而可能轉向持有現金，但在已經近乎零利率的情況下，更多資金進入流通環節難度很大。反觀資金需求方，以低融資成本為動力的借貸者很可能日後在利率上升後背上沉重包袱，在對未來利率大概率上升的預期下，當期借貸行為也會比較謹慎。
雖然美聯儲在市場恐慌情緒減弱後已經明顯降低了購債規模，但其資產負債表仍在不斷膨脹，在美國經濟尚未觸底之前可能難以進入“縮表”進程。美國國會儘管已經通過了總額高達2.9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但財政政策繼續加碼的可能性有所減弱。一方面，疫情對美國經濟的傷害已經從預期變成現實，市場期待美國政府發更大的“紅包”，來自各州、各行業的訴求更多，對已有方案救助“不公平”的指責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在經濟活動放緩、財政收入快速下降情況下，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愈發突出，即便通過透支未來財富發債籌資，資金中也有相當比重用於償付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的債務本金和利息。
實際上，在通常為財政盈餘的4月份，美聯邦財政已經出現7379億美元的赤字。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總結教訓，加強了對金融業行為和風險的監管。但在特朗普政府持續推動下，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多項條款和規則被修改，政府監管減弱。此次美聯儲使用的危機應對工具——企業債購買計劃將改變市場的風險結構，降低美聯儲政策的獨立性。
第三，儘管美國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名實施單邊主義政策，但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並沒有改變，美國國內政策的外溢性向來不容忽視。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致使大量以逐利為目的的國際游資在美聯儲停止量化寬鬆和生息舉動之前撤離各國，流向美國。資本外流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害。此次美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規模更大，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可能更為明顯。在疫情廣泛衝擊下，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能夠暫時避免受到經濟發展能力的打擊。各國經濟發展動力減弱，由匯率變動和風險損失增加造成的財富縮水都會減弱進口意願和能力，對美國農產品、工業制成品和服務出口都可能帶來不利影響。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應對儘管從表面上看出現了美國歷史最長的經濟連續增長，以及創紀錄的低失業率，但這些現象並非自然發生的，也不是僅靠美國自身的政策調整就可以實現的。美國此次應對危機的超常規貨幣財政措施，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影響巨大，需要各方協同應對。如果只考慮美國國內需求，利用自身優勢地位，繼續採取重新切割國際市場蛋糕的所謂“美國優先”模式，很可能引起全球經濟長期低迷，出現疫情封鎖與高關稅共同出現的現象。
文章指出，目前，各國政府正在控制疫情擴散和維繫經濟之間尋找平衡點。美國的危機應對措施給全球經濟復甦帶來多元影響。其積極方面是降低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恐慌情緒，有利於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避免出現擠兌和美元荒對現有國際經濟模式的破壞。消極方面是使各國為應對危機採取了類似的競爭性財政舉措，但受財力和貨幣發行能力限制，難以持續複制美國的政策，對國際經貿合作與資金流動的結構性影響很大。在全球市場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美國利用政策優勢地位創造的相對低風險環境將吸引更多資金流入美國，美聯儲與各國央行的貨幣互換協定則進一步加強了各國對美元的依賴。資金流出減弱了各國自美進口的能力，進而對產業鏈下游和消費者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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