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各州和聯邦的各級法院法官，在審理具體的訴訟案件時，均有權審查據以判決的法令或行政措施是否違憲，進而得以宣告拒絕適用違憲的法令或行政措施。美國這種稱為“司法審查權”或“違憲審查權”的權力制衡制度，法官得以認定國會制定的法律和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或措施，因違憲而拒絕在審判案件時適用，因而實質上使法律、命令或行政措施失效。也因此，法官也常自詡為“人權捍衛者”。
德國是採“集中型”的違憲審查權制度，因為他們另外設置了一個專責的憲法法院，只有憲法法院法官有權決定國會制定的法律、行政機關發布的命令或措施是否違憲而無效。我們的“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制度，大多移植自德國體例，大法官專門掌有解釋“憲法”和解散政黨的權限，對憲政民主的影響甚钜。
然而，讓“總統”在任期內提名任命達三分之二席位大法官的機會，應是“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上的漏洞，而蔡英文也絕不會放棄這個鞏固政權的好機會。從而，寄望大法官對民進黨違憲作為有所制衡，恐怕並不切實際，而這也是他們不斷大膽制定違“憲法”律的原因。
近二十多年來，有不少民主國家發生了民主逆退的結果，原因之一就是法官遭到執政黨打壓或收買，或是執政者不惜修改法律，也要把自己人塞進法院。而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讓執政者違憲和違反民主的作為，能夠得到法官賦予合法化的保證。民主，就在這種表面的平靜中，逐步走向了衰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