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雖然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的投資，但由於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尚不夠完善，導致城鄉之間在居民收入、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城市，農民生活水平偏低、農村消費不振，最終表現為城鄉循環不暢。
再次，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呈現明顯的空間差異，即區域發展不協調，這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之間的相互促進，限制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業已形成的國際循環明顯偏重東部沿海地區，內陸地區更多處於國內價值鏈之中。僅利用外資一項便可窺見一斑：1979-2016年，東部地區利用外資占72.36%，中部地區為19.03%，西部地區僅為8.61%。最後，當時中國參與國際市場，總體上處於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不僅獲取的比較利益不夠多，而且對國外先進技術和關鍵中間產品的依賴性較強，存在技術“卡脖子”的產業安全隱患。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客觀必然性
文章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任務發生了變化，這對通過國內國際循環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中國已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要素禀賦結構和社會需求結構都發生明顯變化，面臨著不同於低收入階段的發展問題與發展任務，需要轉換發展動力、改變發展模式。一方面，勞動力資源不再豐裕，環境資源約束凸顯，資本不再像以前那樣稀缺，外匯不足問題早已不複存在，因此，“資源換資本”不再是參與國際市場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動力機制正在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獲取世界先進水平的技術，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實現，很難再像過去那樣通過參與國際市場實現“市場換技術”。
其次，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體量、貿易規模、資本跨國流動規模等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參與國際市場足以影響國際經濟。2018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為16%，全球排名第二。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中國進出口數量會對國際市場的商品價格產生重要影響。僅此而言，參與國際市場也不能簡單追求出口數量，更需考慮進出口數量的最優化問題。此外，一國參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相對比例也要受其經濟規模的影響，小國的內部市場小，往往有較高對外貿易依存度，其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國際循環；大國一般擁有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國內循環餘地更大，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國內需求。
最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發達經濟體相繼進行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美國等發達國家甚至啟動再工業化戰略；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國際地緣政治等導致經濟全球化退潮，全球產業鏈呈現明顯收縮趨勢，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關係從互補合作轉變為競爭合作。2001—2008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7.1%，2009—2019年為1.9%。國際金融危機、經貿摩擦、地緣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部衝擊使我們認識到，在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同時，國際發展環境也發生深刻變化，不斷增長的全球生產能力和全球市場空間狹小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原來認為是短期性的外需衝擊正在形成長期化趨勢，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循環的方式以及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係都必須做出相應調整。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面臨的發展任務和國際發展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發展戰略作出的重大調整和完善，是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必然。
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相關的發展經濟學經典理論，對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實踐已失去了參考意義。而對於中等收入階段發展中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應對經濟運行面對的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問題，當代發展經濟學還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發展經濟學迫切需要理論創新。當代中國正在進行著人類經濟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實踐創新和社會變革，中國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所提供的經驗素材，都將具有典型的發展經濟學意義。因此，探索新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規律，從中國實踐中凝練出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不僅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對於創新發展經濟學體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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