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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30年，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迅速發展（圖片來源：網絡） |
通過規劃合理的城市人口規模，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集聚效應”，顯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隨著城市化推進和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城市規模在不斷增長，但中國目前城市結構不合理、城市規模普遍偏低、大城市數量不足。根據城市經濟學理論，每個城市都存在一個最優人口規模。在該最優人口規模下，集聚正效應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人均福利即可支配收入最高。
我們可以通過構建“城市人口規模合適度指數”（即實際人口／最優人口）來考察目前的中國城市人口規模過大還是過小，並且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在2010年約88%的地級城市人口規模不到最優規模的40%，此外在絕大多數城市人口不足的同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慶等5座城市的規模顯著偏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始顯現出向規模結構合理的城市群發展的趨勢。
在理論分析中，絕大多數城市人口不足和少數城市人口過多都會造成較大福利損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若城市能達到最優化規模，粗略估算一半以上的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提高1.2萬元或更多。這說明未來我們通過城市規模結構的調整，將會顯著提高人均收入，促進整個經濟效率提升。城市規模的調整，將得益於中國正在加快深化的要素市場改革，促進生產要素比如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城市間合理流動。此外，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土地市場的改革，都將進一步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幫助農業人口更順利地流入城市。未來，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也可通過發展多中心和衛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規劃、集約開發土地等，實現城市本身的最優規模。
城市化會拉動消費，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帶來貿易優勢，內需驅動力日益強勁。中國具備廣闊的國內市場，城市化進程特別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將帶來巨大的本地消費市場。隨著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城市化推進，農民工將成為城市化最主要的力量。2017年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首次過半，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正在逐漸成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強烈的城市化意願和需求。農民工的福利待遇大幅提高將促進消費支出，那時候農民工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才見端倪。更進一步，城市化會從生活方式上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從而提升消費率。城市的“集聚效應”會帶來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也將進一步推動消費。根據貿易理論，本地消費市場潛力的增加將會帶來貿易優勢，促進經濟的增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