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恩認為，根據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數據顯示，平均而言80歲以上的老人面臨高達10%以上的病死風險；但70歲－79歲的人群病死率降幅近一半；60－69歲人群的病死率進一步下降了4／5；50－59歲的人群病死率只有80歲以上人群的1／10左右；40歲以下的風險更是顯著下降到1%之下。此外，病死率還和病人自身是否有基礎性疾病高度相關。比如，如果伴隨心血管系統疾病，新冠病死風險就會增加10%，其次是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壓、腫瘤等也都相應增加死亡風險。所以防疫措施應該更精准更理性。
劉國恩認為針對新冠病毒，我們應同時借助市場機制、國家激勵、公共購買、全球治理來實現疫苗的開發，針對疫情後經濟復甦應當借助財政手段在供給上發力刺激消費。並且為了促進政府公共決策更加科學理性，劉國恩認為以下四點啟示值得重視。
第一，此次新冠疫情對人類巨大的衝擊，猶如一次叫醒服務（Wake－up call），再次強化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重要常識，即人類世界從來不無各種風險，與不同程度的風險共生、共存事實上是一種常態。對於新冠病毒而言，可能需要考慮如何在長期狀態下進行常態管理的預案。因此，實施“清零”等短期急性目標的措施可能需要調整，從而提高長期抗疫的科學有效性和經濟可持續性。
第二，考慮到世界資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逃離成本的約束。守護健康與生命是人類抗疫的核心目標，而實現其目標的重要條件是經濟基礎，因此如何確保“抗疫”與“經濟”兩不誤是各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惜一切代價”辦什麼事的極端思維既不明智，更不現實。對人類健康與生命而言，病毒構成威脅，貧困也是殺手。事實上，根據世界兒童基金會的統計，每年全球因為貧困而餓死的兒童高達數百萬。
第三，新冠疫情和SARS疫情相比，如果說SARS是顯而易見的凶悍“殺手”，新冠病毒則是隱匿深藏的狡猾“敵人”。從防控難度看，後者遠比前者更難對付。因此，針對新冠病毒，防控措施需要的不僅僅是猛力，更重要的是巧勁。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代價，高效精准的公共防控行動必定充分體現全國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時間的高度彈性與靶向特征。
第四，後疫情時期，相信公共財政和社會資源可能都會加大對健康產業和醫療市場的投入。從公共財政的投入看，需要防止大醫院對其增量資源的虹吸效應，進一步加劇現有衛生服務體系“上強下弱”的資源配置失衡程度。此次新冠疫情的資源利用表明，2009年以來實施的國家醫改把強基層的“分級診療”作為首要任務，是非常正確而又艱巨的目標。在全國各地的新冠抗疫工作中，尤其是湖北武漢地區，大醫院成為接收診療後者的中心平台，承擔了幾乎從診斷、治療到康復的全流程工作。相對而言，基層醫療、社區診所的作用發揮得非常有限。如果新冠疫情猶如當年的SARS一樣，一次來襲後就神秘離去，也到罷了。如果以後每年成為人類的“常客”，並且發生規模涉及多個地區，醫院為主的救治模式就會難以為繼。並且，因為81%的患者都屬輕症，因此無論是從費用、方便程度還是感染風險上看，社區診所都比在大醫院集中救治這類患者更具效率，同時又為重症患者使用大醫院創造了條件，從而大幅降低醫院床位的擠兌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