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的辯證關係。
束沐發現，這兩年由於國際形勢、我國外部環境的複雜多變，“百年大變局”似乎已經成為耳熟能詳的輿論熱詞，在各類文章、報道、報告中隨處可見，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人雲亦雲的情況。更加有必要回到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重要講話文本，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理解這一重大論斷：“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可見，我們不能拋開或遺漏“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而只談“百年大變局”，必須要深入理解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指導我們對台海局勢的把握。
他表示，首先需要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中國方案、中國道路、中國聲音對全球治理的卓越貢獻本身就是“百年大變局”的一部分，“百年大變局”之變，歸根到底是有利於中國的“變”。其次需要認識到，我國正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發展時期就意味著我們還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之內，這就意味著辦好自己的事仍然是當前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此次我國應對新冠疫情的經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在這一場國家實力、政府效能、經濟韌性、社會秩序的比拼中，毫無疑問已經展現出獨特的優勢。新冠疫情無疑是“世界之變”，但它更加彰顯出“中國之治”。
“百年大變局”與“戰略機遇期”的辯證關係，給我們看待台海局勢帶來以下啟示：第一，我們不要為外部勢力介入台海、打“台灣牌”給嚇傻了、嚇怕了、嚇跑了，要深刻認識到這是“台獨”窮途末路與外部遏華反華勢力最後一搏的匯流，此時此刻更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堅決打掉外部勢力借台灣問題干預中國內政、破壞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圖謀。第二，解決台灣問題也好、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也罷，歸根到底需要大陸辦好自己的事情，“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大陸只有讓自己的制度更加完善、經濟更加繁榮、社會治理更加成熟、福利保障更加健全，才能為兩岸同胞實現“心靈契合”不斷創造和積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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