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在經過高歌猛進的30年發展後，國內輿論環境與政治基礎都已發生較大變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危機後美國等國國內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勢力明顯抬頭，2016年特朗普當選即是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勢力掌握權力、扭轉經濟全球化方向的體現。經濟全球化本身給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問題在於，各國國內政策失當，導致全球化帶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美國經濟債務負擔重，貧富懸殊嚴重導致社會撕裂，美國的基尼指數倒退至100多年前，這才是美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興起的最重要原因。2020年是美國大選年，政黨鬥爭、政治極化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將擴大，全球化及其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將在全球疫情的新環境下受到進一步的批評。
此外，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其他一些發展趨勢具有較大的確定性。第一，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將發生較大調整。價值觀偏好將發生很大變化，對安全與秩序的重視程度將提高，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將上升。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治理模式的影響力將繼續增強。第二，國際科技創新競爭將更加激烈，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將出現，並決定各國的國際競爭地位。疫情使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國際科技與商業模式競爭將加劇；歐洲擔心成為中美所謂的“數字殖民地”，將採取更多的反制與自強措施。第三，大國戰略競爭、意識形態競爭、發展模式競爭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將在新的全球形勢下加劇。大國戰略競爭將重構世界範圍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版圖。以中美競爭為代表的大國戰略競爭將加劇；不同地區都將出現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重構的現象，美國影響將進一步下降，地區合作與競爭將表現出新的形式。
中美關係走向將是影響疫情後全球經濟走勢的關鍵因素。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政治經濟關係調整帶來的影響將是全球性、全局性的。可以說，沒有過去30年中美兩國共同擁抱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就沒有今天的全球化。同樣，如果兩國經濟與科技“脫鈎”，也將徹底扭轉全球化的方向。
在當前疫情下，中美關係的性質進一步發生轉變。由過去以合作為主的關係轉至以大國戰略競爭與意識形態競爭為主的關係趨勢進一步增強。中美關係發生質變的原因大體包括：中國的崛起速度太快，改變了二戰後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美國不甘心霸權地位的衰落而打擊競爭對手；他們認為中國的體制和發展模式挑戰了美國和西方模式，中國在應對疫情上的成功與影響的擴大，加深了他們的意識形態擔心，製造各種借口，指責中國處理疫情不當、信息不透明等，混淆視聽，打輿論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攀升較快，《中國製造2025》計劃威脅到了美國經濟技術的支配地位。當然，這是美國強硬派有意誇大中國的力量，為遏制中國發展製造借口。在中美競爭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出現對華“三派”合流的現象，即貿易鷹派、安全鷹派、人權鷹派都要求對華採取強硬政策。當前，一些美國聲音更提出將向願意遷回美國本土或遷至其他國家的企業提供補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