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下大力氣防止和解決政府職能錯位問題。其中的關鍵，是要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特別是產業升級方向、方式以及產業優勝劣汰與重組等的直接干預。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創新拉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方向將會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什麼技術、產業和企業更有發展前景，什麼技術、產業和企業需要淘汰，都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政府的作用，要更多轉向功能型社會性支持政策，切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防範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為市場作用的發揮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
第五，要進一步優化創新環境。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中國經濟發展要突破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於創新。為此，必須下大力氣著力改革中國的科研、教育和人才管理體制，著力營造有利於創新創業創造的良好環境。科技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如何加快營造良好的具有競爭力的吸引人才的環境，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只有我們的創新環境好、有強大的吸引力，才能最終在科技創新競賽中獲得優勢、贏得這場競爭。此外，還要進一步改革科研項目立項管理制度和科技成果評價激勵制度，促進產學研更好結合，進一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要進一步改革政府監管和政府採購制度，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更加寬鬆和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要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規範市場競爭秩序；等等。
最後，要充分調動廣大幹部尤其是地方領導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所有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幹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快速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廣大幹部具備強烈的發展積極性。面對創新發展、轉型發展的艱巨任務，需要盡快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統計指標體系，不斷完善幹部政績考核評價制度，加快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等，從而更好激發和調動廣大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
深化改革需要更加有效的推進方式
文章指出，加快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體制環境，關鍵在改革，難點也在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共出台了約2000項改革方案和舉措，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力度前所未有。但總體來看，新時期的改革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出台的文件、方案比較多，而真正落地見效還不夠有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重在落實，也難在落實。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氣力抓落實，加強領導，科學統籌，狠抓落實，把改革重點放到解決實際問題上來。關於改革的落地成效，我們感到，除了現階段改革形勢更加複雜，改革任務更加艱巨、難度更大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新形勢下我們推進改革的方式方法需要更加優化、更加有效。
改進和優化推進改革的方式方法，主要是要處理好以下三個重要關係：
一是要處理好全面改革與重點突破之間的關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無疑是十分正確的。通過補齊短板，可以增強體制的整體有效性。需要看到的是，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畢竟是不同的，有些是主要矛盾，有些是次要矛盾；有些是根源性的，有些是從屬性的。改革不能平均用力，而要找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力爭取得突破，以主要矛盾的解決帶動和促進次要矛盾的解決。其實，體制改革面臨的問題雖多，但重大和關鍵的改革不會太多，這些改革突破了，就能起到帶動全局的作用。比如，1994年前後進行的分稅制改革和匯率並軌改革，就是這樣。另外，抓住少數重大改革，把其他相關改革都納入其中統籌把握，也有利於各項改革協調推進以取得實效。而如果把本屬於同一重大改革但卻屬於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事項分派給不同的部門牽頭負責，則會大大增加改革協調的難度，難以取得好的效果。
二是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關係。改革進展到現階段，頂層設計無疑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改革，沒有頂層設計，不從頂層推動，要麼很難突破，要麼可能會偏離正確的方向。同時，改革也要重視充分發揮基層和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首創精神。中國各地發展水平和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一個模式適合所有地區、所有情況。頂層設計主要應當明確方向性、原則性問題，而把具體的實現方式問題交給基層去解決。比如，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時，如何確定農村集體成員身份問題，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坐在辦公室是想不出來辦法的，即使下去調研，各地情況甚至各村的情況都有很大不同。但其實只要明確原則和方向，交給基層去協商解決，都可以處理得很好。關鍵是頂層設計要給基層探索留下充足的空間，鼓勵基層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探索。總的來看，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對看得還不那麼准、又必須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進行試點，摸著石頭過河，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在實踐中開創新路，取得經驗後再推開。
三是要處理好依法依規改革與解放思想、大膽闖大膽試之間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這是依法治國的法治精神在改革領域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可見，從政策導向上，“改革要於法有據”與“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二者並不矛盾，而是統一的。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卻常常看到聽到，一些幹部由於顧忌改革要於法有據，怕擔責犯錯而不敢闖、不敢試，產生消極懈怠情緒。為此，需要從三個方面加以改進。一是要進一步明確，所謂於法有據，主要是就重大改革和重大原則問題而言的，而不是改革推進的具體方式方法。新形勢下，面對更加複雜的改革形勢和更加艱巨的改革任務，依然需要鼓勵廣大幹部解放思想，按照“三個有利於”的原則大膽闖、大膽試。二是要處理好改革舉措與相應的配套政策之間的關係，在出台改革政策的同時，相應的考核、審計、問責等配套政策要及時跟上，以解改革者後顧之憂，充分釋放政策紅利。三是要進一步完善對幹部的激勵和保護機制，加大改革創新在幹部考核和提拔任用中的權重，建立健全改革容錯糾錯機制，真正為那些銳意進取、敢作敢為的幹部打氣撐腰、提供後盾、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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