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育嬰堂規條》明文規定：“領取女嬰為苗媳者，配合諸事有本堂分照為憑。本生父母不得干預爭執，以杜串詐諸弊。惟嬰女長成，本生父母要相認者，許其到局查明姓氏裡居。生女之家，苟不能割愛仍願領回自養者，聽之。若已被人領做義女、苗媳，不許給還。媒婆人等能將局養女孩說合與人領做女、媳者，每一口賞錢一百文” ，明文規定許用童養婚來救濟女嬰。這裡承接的也是宋代的福建傳統。宋政和八年（1118），朱熹之父朱松（朱韋齋）在福建政和縣尉任上曾刊《戒殺子文》 。道光《福建通志》引《政和縣志》的記載說：“昔多溺女，自韋齋先生重戒後，俗漸革。有貼錢帛抱養與人為媳者”。道光年間在福建詔安知縣任上的陳盛韶認為，育嬰堂“勸撫苗媳”是“仿周官省禮、多婚之政，變而通之”，合於古制。省禮（省簡禮儀）和多婚（鼓勵嫁娶，通過嫁娶增多人與人、家庭與家庭的互相扶持）是《周禮》所記的救荒之策。陳盛韶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女嬰的生存權受到威脅當然是“荒”，用童養婚來保全女嬰的生存權不失為救荒之策。另外，童養婚在古早也是“法律不禁”的，如黃宗智教授所言：“法典本身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這一習俗，但在有清一代，刑部承認並容忍了它。用刑部道光二年（1822）處理一件案子時的話說，‘民間於未成婚之先，將女送至夫家，名曰童養。自是女家衣食缺乏，不得養贍，不得已為此權宜計，所以法律不禁，聽從民便’。”在歷史上、事實上，童養婚俗也確實保全了無數女嬰的生存權。然而，童養婚俗預先（而不是待其成年）剝奪了女嬰的婚姻自主權等多項權利。童養婚俗當然也是一種陋俗。
金門育嬰堂祀“子孫娘娘”（注生娘娘）。《金門育嬰堂規條》記：“如有人求名、求壽、求嗣，發願買救命若干，聽其到神前貼白願救幾命，將所費陸續交繳，願滿之日，將白勾完存局，榜示聞眾。可兩人共行，可一人獨舉，可量力而止，可計時三而歸，較之刻文印送，其行事尤為著實，獲福更靡涯矣”。堂設於注生祠或其他神祠，堂祀注生娘娘或臨水夫人、媽祖等神明以保佑嬰兒，並將神明香火錢也用於“救命”即保全女嬰的生存權，這也是福建育嬰堂的傳統做法。
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在其學術名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裡對福建育嬰堂的傳統評估不足。他認為清人普遍認為育嬰堂是浙江慈幼局的繼承者，殊不知清代閩人普遍認為育嬰堂是福建舉子倉的繼承者；他對福建的研究顯然取證不周，得出的福建“在雍正二年發出設立育嬰堂的上諭之前，只有清流縣設有一處建立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育嬰堂”是取證不周的結論。當然，夫馬進教授自可備為一說，但吾人未宜率爾據信也。
2018年10月30日記
（作者汪毅夫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