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弭兵避戰”為當務之急
在二十大之後，我們看到的各方評論，大致都已經指出了這個轉折。面對這一轉折，對台灣而言，就顯然來到了“和戰”選擇的關頭。當然，美國也清楚看到這樣的轉折，我們不清楚美國人心中是見獵心喜呢？還是也有擔憂？但從“台灣政策法案”的研擬等等作為，我們基本可以看到，美國採取的其實是傾向於“拱火”的策略。這段時期以來，美國在兩岸之間，經常以“拉偏架”的方式處理涉台及兩岸事務，這很難不讓人疑慮美國的居心。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對這樣的轉折，台灣的態度究竟如何？
從八月份佩洛西訪台後的圍台軍演開始，台灣的確越來越多人感覺到了戰爭可能性迫近的壓力，兩黨政治人物高唱和平的調子，可是實質上沒有任何人在思考如何可以讓兩岸真正走向和平；另一方面則又總呼應美國的想法，心態上做著“應戰”的準備，比如說改回徵兵制、加強不對稱戰力等等，都成了兩黨的基本政策。至於台灣社會，無論對局勢的看法如何，多數人則多存著一種無奈的心態，從最近的民調認為台灣一旦有狀況，美國一定會來救的比例再度攀高，就可以看得出來。換言之，台灣社會衹能把美國視為救命稻草，其實反映出來某種心理感受，就是對兩岸還有沒有希望和平解決問題，充滿了悲觀與無力感。
對於當前局勢的演變，說兩岸已經進入了“兵凶戰危”的情境，的確不是誇張的說法。儘管在報告中，習主席仍強調要追求和平統一，但是在中美對抗越演越烈的狀況下，台海挑起一場代理人戰爭的可能性確實無法排除。雖然從某種角度說，這似乎是美國的陽謀，各方也不斷呼籲要謹慎、提醒千萬不要掉進陷阱，但在某些作為的步步進逼下，情勢是否仍能一直維持在可控範圍內，誰也不敢講。而我們也都瞭解，如果兩岸真走到了武統，不衹中國崛起之途必將重挫，屆時台灣必淪為戰場，眼前烏克蘭的情境也必將在台灣上演，這種慘況我們又於心何忍呢？也因此，在這個關鍵時刻來到之前，面對兩岸的險境，我認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已經不再是說些兩岸應該和平的空話，或者冒著生靈塗炭的風險倡言“備戰”之途，而是該嚴肅思考“弭兵避戰”之道的時刻了。
弭兵避戰就像呼籲和平一樣，這必然是大家都想要的，但是我們該問的是，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弭兵避戰呢？春秋時期，向戌的弭兵之會固然是歷史的一段佳話，但是他畢竟沒有辦法阻止大爭之世的殺伐，因為他並未抓到那個時代足以止爭的關鍵點。然則對兩岸的弭兵避戰，我們要怎麼才能做到呢？在我看來，面對現在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特別是台灣正在被捲入的地緣政治衝突，衹要能夠掌握四個要點，就可以讓台灣及兩岸都免於在台海捲入戰火，而這四點是衹要台灣單方面做出承諾，就完全可以弭兵避戰的。怎麼說呢？
要想直接拆除戰爭的引信，我認為最直接的方法也許還不是兩岸或中美展開談判，而是台灣要看清形勢，自己主動從戰爭漩渦邊上先退開。換句話說，現在戰爭密佈的陰雲固然不單衹是由於台灣的作為而造成，但台灣卻握有捻熄引信的地位與可能性，衹要我們願意向各方、向世界主動作出如下的四點承諾，至少就可以讓中美對抗所可能引爆的衝突不落到台灣頭上。這四個承諾就是：第一、台灣認同不分裂“整個中國”的主權。“整個中國”乃是由大陸加台灣、屬於兩岸所共有的中國，不分裂整個中國其實也是“九二共識”的原意，這項認同也表示接受“九二共識”。第二、台灣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第三、主動向世界宣示台灣乃是“非戰和平區”。基於非戰和平區，台灣不接受任何外國力量在台做軍事部署。第四、台灣衹在自衛的狀況下使用武力。台灣仍然需要自我防禦的軍事力量，但做出衹有在自衛下才使用武力的承諾。基於如上四個承諾，也就表示台灣從地緣政治的風險中撤出，不再做任何強權的棋子，也同時向大陸釋出真正的善意，在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前提下，基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保證，兩岸自然能夠從戰爭邊緣中撤出，美國也沒有理由再把台灣綁上遏制中國崛起的戰車，這樣至少能先讓台灣脫離戰爭的陰影，並徐圖兩岸終極解決之道。
我覺得以上的四點承諾是極為重要的，且嚴格來說，台灣並未向誰做出讓步，因為這四點承諾都是基於憲法的義務與盱衡時局所做的最佳應處之道，台灣衹有聰明地從戰爭的漩渦邊退開，先弭兵避戰，才可能再為自己爭取發展之道。
五、兩岸應進行“和平統一方法論”的對話
當然，隨著這段時間局勢的推移，也該讓所有台灣民眾意識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隨著兩岸乃至整體地緣政治形勢的演變，大陸跟台灣應該也來到了必須思考終局解決之道的時候了。習主席在報告中已經很清楚勾勒出大陸面對兩岸問題的集體意志，特別是在美國遏制中國的催逼下，解決兩岸問題已經成為大陸追求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時，台灣還有多少可能可以躲開這個問題呢？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其實也正是這份報告對台灣可能具有的最大啟示。統一這個詞彙在台灣已經被妖魔化許久，因為台灣很多人認為統一就是“被”統一，是一個不太可能有自主性安排的終局解決，但是真是如此嗎？底下來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如前所述，在報告中，習主席一如既往重申大陸解決兩岸問題的既定方略，那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此一方略當然不是新鮮的主張，然而我總覺得這個方略中的兩個部分存在著悖論關係。就大陸目前的主張而言，“一國兩制”中兩岸的關係乃是中央對地方的關係，然而就目前台灣多數人的認知而言，無論兩岸實力對比的差距有多大，要讓台灣民眾“心悅誠服”地接受這樣的關係，恐怕是不容易的。若以這樣的“一國兩制”作為統一具體方案，這樣的統一恐怕就很難衹靠和平的方式來達成，“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因而成為了悖論的關係。這裡有沒有轉圜的空間呢？
其實在我看來，倒也不是要挑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略，而是兩岸可否先考慮一個順序問題？既然習主席在報告中也說，大陸願意盡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統一，而“一國兩制”乃是在兩岸統一後大陸所主張的安排，但是如大陸一再說的，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從未分裂，衹是在尚未統一情形下分治，既然現在還沒有統一，那麼兩岸可否先把注意力放在“從敵對走向和平、從和平走向融合”（和合）的“和平統一前”的和合政治安排？亦即先把這個從統一前過渡向統一的安排處理好，讓台灣民眾對這個安排都有了信心之後，再來討論統一後的安排，這樣是不是會更平順呢？
如果我們認同“整個中國”包含大陸與台灣，現在兩岸就是兩制與兩治。大陸當然仍可主張統一後實行“一國兩制”，台灣方面也可提出對統一後的政治安排主張。我個人還是認為，兩岸把精力放在“從統一前過渡向統一”的“和平統一方法論”思考更為重要，我也相信，衹要能夠依如此脈絡進行，應可在最大程度上消弭台灣民眾對統一問題的不信任與恐懼感，從而讓兩岸有可能獲得一個彼此都能滿意的終極解決方案。
關於這種方案究竟要循什麼途徑進行，在我的許多著作中其實早已做過清楚闡述，我也早就草擬過有關兩岸和平協議的內容，並提出了“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和合論”的主張，以作為“從統一前過渡向統一”的安排模式。這些內容我已做過各種表達，也曾經在之前幾次參選公職過程中，作為我最重要的政見，此處不再多所申述了。總之，無論從任何角度，兩岸都不應該走上武力相對的道路，因為這必將是民族的悲劇，也必然造成親痛仇快的結果。兩岸走到如今的形勢，尋找終極解決之道已經是橫亙在我們每個人面前逃不開也躲不掉的現實，我未來還是會為兩岸的和合繼續努力，也期待兩岸人士能就兩岸政治難題進行協商對話，讓孫中山先生的“振興中華”夢想，也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夠在和平的坦途上實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總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