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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主張源自何處
http://www.crntt.hk   2021-02-16 12:48:31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原意是工農士兵的代表,但是1918年內戰爆發,蘇維埃政權面臨多國的武裝干涉與國內反革命勢力的猛烈反抗,實施軍事共產主義,以餘量徵集制的名義,在農村強迫農民交出糧食。俄羅斯的士兵與工人本來都來自農村,農村民不聊生,烏克蘭發生大饑荒,導致工人和士兵對蘇維埃政權的強烈不滿。聖彼得堡喀朗施塔德水兵嘩變,成為十月革命後首次士兵的大規模叛變,大量農民流入城市或參加了白軍,城市商品供應短缺,居民生活困頓。聯共(布)的領導人面對革命剛剛勝利就產生的嚴重危機,不能不反思政策的最大失誤,如果城鄉皆民不聊生,這樣的革命還能持續多久?

  列寧最早提出改變軍事共產主義,至少是部分的改變。布爾什維克多數領導人支持列寧,其中布哈林不僅是堅定的支持者,還從理論上對於停止軍事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作出重大貢獻,可說是新經濟政策第一人。1921年5月聯共(布)十大通過《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決定從商業、工業、農業等多方面實行改革,允許私人企業發展,改糧食徵集制為糧食稅,在土地國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自行決定如何種植以及僱傭勞動。

  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蘇聯的農業、商業和工業很快得以恢復和發展,國際環境也隨之好轉,西方國家開始與布爾什維克政府接觸並且開始建交。

  布哈林對軍事共產主義有比較清醒的反省,認為這是“幼年時期的幻想”。在1922年布哈林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是共產主義陣營中首次提出這種理論。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共十三大使用了這個觀點。

  布哈林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培育市場機制和市場,他在1925年的一個報告中提出;

  “應當對全體農民說,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纍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不是有明顯的布哈林的影響呢?

  鄧小平在孫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曾經聆聽布哈林到學校演講,雖然現在已經無法找到的是布哈林演講的內容,但是可以推測與當時正在執行並且見效的新經濟政策有關。

  1925年鄧小平來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剛去世,聯共(布)高層的鬥爭還沒有開始,莫斯科早已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市場供應比較充足,各種咖啡館餐廳商店舞廳顧客盈門,文化藝術繁榮。鄧小平等中國青年來到學校,就領到了大衣、西裝乃至於睡衣、皮鞋等生活用品,學校的飲食供應充足,也常有中式菜餚。鄧小平在學校的生活,比在法國優越,無需體力勞動,衹要認真學習。共產國際為這些來自東方的青年革命者提供的生活保障,優於當時一般蘇聯民眾,但也不是完全脫離當時的實際水平。除了在校的學習生活之外,鄧小平也有機會和同學一起外出旅遊(列寧格勒),夏令營療養,觀賞芭蕾舞、歌劇等等,這都是鄧小平在巴黎無法獲得的精神生活。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2011)和潘佐夫、梁思文合著的《鄧小平革命人生》(2016)都簡略提到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莫斯科歲月對鄧小平的影響。

  鄧小平曾經指出:“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人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1873-1926)也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推動和執行者。他因為創辦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克格勃前身)被視為“紅色恐怖之父”,但其實這些革命家的政治性格都很複雜,不能簡單化和妖魔化。

  斯大林則一直堅持軍事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在列寧1925年去世後的接班人權力鬥爭中,斯大林最終獲勝,他雖然沒有完全取消新經濟政策,但是在30年代開始以用暴力推行集體農莊運動,利用西方經濟大蕭條的資金和技術,成功地實施了蘇聯的工業化。斯大林也排擠和清洗了多名高層領導人,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最終被定罪,1938年被秘密處死。布哈林的名字從此在蘇聯成為禁忌,布哈林的遺言是由他的夫人背誦下來而得以傳世的,他說:“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黨的領導人,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佈我無罪和恢復我的黨籍。”這一要求在1988年得以實現。他在遺言的最後說:“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時所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層一樣,長期不提布哈林。毛澤東雖然與斯大林不和,然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卻與斯大林高度一致,包括排斥布哈林理論,毛本人也曾經批評過布哈林,將布哈林視為蘇聯修正主義的先驅。布哈林的名字和理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重見天日,中國學者研究布哈林理論的專著也開始出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鄧小平於1952年成為國務院副總理,1955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2月鄧小平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二十大,這是他在30年後重返莫斯科,此時他已是中共高層,在莫斯科沒有私人活動。而蘇共二十大是蘇共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否定斯大林。毛澤東對此非常憤怒,鄧小平本人對此的看法,至少在公開的層面,不可能與毛澤東不同。此後在1957、1960、1963年鄧小平又三次出訪蘇聯,參與與蘇共中央的交涉,中共蘇共、中國蘇聯關係全面破裂。鄧小平這幾次蘇聯之行,對蘇聯的建設成就與計劃經濟的弊端有什麼看法,沒有記載。他奉命主持撰寫中共與蘇共論戰的“九評”,全面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蘇共的修正主義有布哈林的一些理論成分,但是當時蘇共仍將布哈林作為異己分子看待,中共對蘇共的批判,現在看來也與“幼年時期的幻想”分不開,很難說是鄧小平本人的思想,但他肯定也受毛澤東的影響。鄧小平晚年說起當年與蘇共的爭論,對雙方採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認為雙方都有錯。

  三、從白貓黑貓論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六十年代初中國在經歷了大饑荒之後,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對自己在大躍進的決策稍有反思。鄧小平提出白貓黑貓論,是新經濟政策的一種表達。

  文革期間,從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鄧小平在江西南昌的南昌步校軟禁三年半,期間有大量思考,無論是對體制的反思,還是今後是否推行改革、如何改革,但沒有留下文字。

  鄧小平不是唯一主張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與他同時代的中共元老大都在不同程度同意改革開放,但鄧小平推動最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的建設並沒有停頓,然而是在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情況下“自力更生”,而外部世界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經濟起飛,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即對此有所認識。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原來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已經走入窮途末路,這就是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倒台之後,鄧小平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呼籲聲中復出的時代背景。

  鄧小平在文革中一度受毛的委派,主持國務院與中央軍委,他的“整頓為綱”與毛的“階級鬥爭為綱”水火不相容,必然被罷官。1973年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乘飛機經巴黎前往紐約,這是他時隔近40年之後第一次重返法蘭西,儘管衹是路過巴黎,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堅的土地。雖然不是出訪,但是在巴黎和紐約的見聞,還是對鄧小平的思維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使他深入思考中國發展的道路以及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

  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實際上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必須擺脫原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建國初期實行的供給制,來源於蘇聯早期的軍事共產主義。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與蘇聯的烏克蘭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饑荒,如出一轍。蘇聯依靠列寧、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推動了當時蘇聯的改革開放,其成果,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與布哈林的理論一樣,一直在鄧小平的思想深處有著備份。上世紀七零年代末,鄧小平開始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就成為鄧小平重要的思想資源。

  在所謂共產陣營中,南斯拉夫、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出現過改革思潮。這種改革思潮首先是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反抗,是政治意義的改革,但在蘇聯主導下的這一陣營,其他小國不可能改革成功。衹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先是在毛澤東時代脫離了蘇聯陣營,後在鄧小平時代又完全告別了蘇聯式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理論到實踐都超過了布哈林,這是必然的進步,畢竟布哈林的思想產生於上世紀初,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已經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了。

  布哈林冤死獄中,鄧小平則壽終正寢,兩人的命運似乎也折射了這兩個國家的命運。布哈林未能繼續推動蘇聯的改革,鄧小平則拯救了中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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