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拜登在大選討論會上對金正恩以及朝鮮政權持負面認識，所以對北政策將會比較苛刻，這也是矛盾的。我們回顧2017年，特朗普曾稱金正恩為“生病的小狗”，對此，朝鮮予以強烈的譴責，而這絲毫沒有影響到2018年美朝首腦會談的舉行，同理，朝鮮如果以真摯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局面有所進展，那麼拜登政府也會認識到首腦會談的必要性。
再次，不能視2018年美朝首腦會談舉行的那個時間，認為美國擁有了對朝的路線。當時，擔任對朝政策代表的約瑟夫尹次官 (Assistant Secretary Joseph Yun)已經辭任，而在那之後，朝鮮的協商意向也通過韓國政府傳到了美國。所以，在新加坡會談以前，將美國的蘭迪∙薛瑞福國防部次官、白宮韓國負責人艾莉森∙胡克等人任命為協商的代表與朝鮮展開了商談，到了2018年秋才任命史蒂芬∙維根為對北政策特別代表。由此可見，美國並不是組建某個組織以後才與朝鮮協商。
也就是說，拜登政府採取何種對朝政策完全取決去朝鮮如何應對無核化協商。朝鮮如果想協商，那麼無論拜登對金正恩使用什麼樣的詞匯，無論是否持有對朝路線，美國總會派出牽引協商的組織，而拜登可以派上用場的智庫相較於特朗普要多得多。
而且，像2018年初一樣，朝鮮是否直接與韓國溝通，而且韓國政府是否有能力，能夠將朝鮮政府的立場傳遞給美國，這將影響到拜登政府今後與朝鮮之間關係的某種基本的方向性設置。也就是說，在那個節點將作為韓國政府是否能對美國的對北政策產生影響的一個試金石。中國的影響取決於美中之間的關係如何被設定，我們可以參考奧巴馬執政的最後時期，類似六方會談。
（後方支援記者 郭至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