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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政府弱化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引發台灣學術界人士的反彈。 |
中評社╱題：以“三自運動”破除“同心圓史觀”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民進黨政府大力推動的108新課綱，歷史課本中充滿“台灣地位未定論”，並刻意假借“多元文化”或“海洋文化”之名，弱化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引發學術界人士的反彈，嘉義大學吳昆財教授等人因此發起“新三自運動”，呼籲大家“歷史自己救、自己寫、自己教”，在我看來，這是當前有良心的學術界唯一能做的事。
一、“同心圓史觀”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年李登輝找李遠哲回台灣來當教改領頭羊，在台大及中研院一幫所謂“自由派”學者的前呼後擁下，發動1994教改，其目的就是不惜以犧牲教育體制為代價，來推動教育的“去中國化”。及至前教育部長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出台，刻意將台灣的歷史限縮為500年，並且，將台灣史和中國史切割開來的態勢更為明顯。但當時仍然有所顧忌，不敢明目張膽地推行。等到蔡政府上台，為了鞏固並塑造所謂的“天然獨”世代，已經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非要大張旗鼓地幹到底不可。綠營的“同心圓史觀”究竟是想塑造出什麼樣的下一代？
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不久，獨派人士便和日本右翼團體在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園”上立了一塊“台灣之塔”紀念碑，碑文上寫著：
為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我們建立“台灣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灣戰士崇高志節，埋沒七十年無以彰顯，殊感哀傷。日台兩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資憑弔。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來自台灣英勇參戰二十多萬人中，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為了回報戰時受到台灣各方恩澤、土地由沖繩翼友會提供，期盼成為親善交流橋樑，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
祈禱台灣戰歿犧牲者靈魂都能安息！也希望來訪朋友們，體認前人深刻情誼，持續予以發揚光大！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塊碑文都顯得十分奇特。先從它的地理位置來說，“平和祈念公園”位於琉球南端，是二次大戰時美軍登陸之處，也是太平洋戰爭最後的決戰場。公園內有一佔地六百坪的“韓國人慰靈塔”，公園東北角的“靈域區”，設有日本32府縣的“慰靈塔”，紀念來自日本各地的戰歿人員，每一座塔佔地約兩百坪。這塊署名“總統蔡英文”的“台灣之塔”，佔地僅有二十三坪，相較之下，顯得十分卑微。
二、至痛無言
琉球本來是獨立王國。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後的1879年，明治政府以“琉球處分”為名，武力強行併吞，設置沖繩縣，並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本地語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3月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以“跳島戰術”反攻，爆發了歷時90天的“沖繩戰役”。琉球的文化遺產破壞殆盡，二十幾萬人喪失寶貴生命，其中十幾萬人是平民。除了死於戰火的和戰敗自盡的軍人之外，還有許多平民死於餓死、病死，甚至被戰敗的“自國軍隊”強迫自殺。
座間味島是美軍最早登陸之處。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一書中記載：1945年美軍登陸渡嘉敷和座間味等小島時，日軍強迫島上數百名居民到軍營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引爆手榴彈，集體自殺。“平和祈念資料館”的第三展示室，企圖展現在美軍猛烈砲火及火焰噴射器攻擊下，當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縮地躲在山洞裡，母親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聲來；旁邊站著一個日本兵，手持帶刺刀的長槍，擺出威嚇的姿態。大江說：“天皇陛下萬歲”，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對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卻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他深入反省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稱為“日本人的良心”。
琉球人親身體驗戰爭的極度殘酷，為了反抗美國“軍事支配”的沉重壓力，也為了追求和平，發揚人性，並否定一切形式的戰爭，所以設立這座“平和祈念公園”。靈域區內絕大多數的紀念碑，都衹寫地名，或簡略介紹“慰靈”的對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衹寫著“第十九戰隊”，反映出琉球人反戰及追求和平的“至痛無言”。
三、最低層的“勞務存在”
相形之下，“台灣之塔”碑文的用字遣詞反映出一種偏頗的歷史觀點，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而且無法說明當年台籍日本兵的艱難處境。二次大戰前，日本認為其殖民地的土地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但人民則有區別。日據時代，台灣人稱“本島人”，日本人叫“內地人”；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殖民地實施的為“外地法”，日本內地為依“帝國憲法的規律施行一般統治的地域”，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所謂異法地區）；其內容係殖民地長官（台灣總督）發佈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於台灣的法律。
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願望），非日本人不可當“日本兵”。二次大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衹能當“軍屬”或“軍伕”，到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華北各地，協助日軍作戰。“軍伕”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懂當地語言，擔任通譯、宣撫或調查工作；兩者都不是武裝部隊內的編制，不准攜帶武器。在日軍“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軍伕”和“軍屬”衹能算是附屬日軍的最低層勞務存在；統計1940年台灣人軍伕的工資為一百圓，而日本二等兵薪資為六百圓，毫無“平等”可言。
到了戰爭末期，日本為了補充兵員不足，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志願兵”並不是日本兵。日本兵入伍後，原服務單位必須保留薪資給其家屬作為生活費，“志願兵”因為是志願的，所以沒有這種待遇。萬一戰死，也領不到撫恤金。根據日本厚生省的記載，從1937到1945年間，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軍伕12萬，軍人8萬，總共20萬；其中3萬多人陣亡。
在台灣志願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當“盟軍戰俘營監視員”。他們所受的“基本軍訓”之一，就是學習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後，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俘虜營前站衛兵”，命令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採銅礦、建機場，在最飢餓的狀態下做苦役”。在必要時候，他們也會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之下，凌虐戰俘。這種在武力挾迫下的行動，可以說是“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台灣之塔”希望台灣人不要遺忘的究竟是什麼？
戰後的紀錄顯示：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35萬人，每100名俘虜中有27名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戰俘營中死亡率的7倍。在戰後的審判中，有173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列為“甲級戰犯”，被判死刑。另外7個人因為“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一審被判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10年徒刑。
四、“生死與共，榮辱同擔”？
在《大江大海》中，龍應台提到：2009年，她循線到彰化縣和美鎮訪問7人之一的柯景星，對這位已經90多歲的老人進行訪談。他描述當時狀況：“我們十幾個人把4、50個俘虜圍起來”，“隊長杉田鶴雄就命令我們殺人。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之前有教我們刺槍術，教刺槍術的教練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隊長一聲令下，就統統用刺刀刺死。”
戰後審判時，這群台灣兵坐在椅子上，軍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虜出庭指證，“一個耳光換5年”。柯景星當場被判死刑。他的感覺是“我真的要死了嗎？死了還沒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興！”他被關7年半之後，因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灣。這種被當成“戰爭工具”劫後餘生的台籍志願兵，真的有感受到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嗎？
2016年6月，蔡英文上任剛滿一年，就到琉球建立這座由她署名的“台灣之塔”的落成典禮。蔡英文似乎不知道日本併吞琉球的歷史，也不知道琉球人建這座“平和祈念公園”的意義，我們的“駐日代表”可能也沒有告訴她公園內有座號稱“阿鼻地獄”的展示室。但她顯然同意這樣的碑文，所以才會在“台灣之塔”上署名蔡英文。可是，這樣的碑文能夠彰顯出“台灣人的良心”嗎？她署名的“總統”，到底是哪一國的“總統”呢？
蔡英文顯然以為，以她的名義建立這樣一座“台灣之塔”，可以成為“親善交流橋樑”，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她似乎不瞭解：二戰時，日本提倡的“武士精神”，日本武士自古就有“斬人試刀”的傳統，對於戰敗者可以任意砍殺；自己戰敗也衹能切腹自殺，或聽憑對手處置。對於奴顏婢膝、落敗求降的對手，他們不屑一顧，相反地，他們對於拚命以死相搏、奮戰到底的對手，反倒會給予衷心的尊敬。
五、台灣的抗日軍與福澤諭吉的社論
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主持始政儀式（台灣人稱之為“恥政儀式”）之後，藉由近衛師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兵南下，準備接收台灣。不料日軍一離開台北便遭到抗日軍的伏擊，展開了“乙未戰爭”的序幕。尤其是到了桃竹苗一帶客家人聚落的地區，戰況尤為激烈。
始政儀式時，樺山曾宣布“台灣總督府臨時條例”，計畫採取文人統治。日軍在桃園三峽地區進行大掃蕩之後，他改變初衷，報告本國政府，由陸軍大臣大山巖於八月6日頒布“台灣軍事統治臨時條例”，實施戒嚴。同時調派駐防在大連的第二師半數兵力，組成龐大的第四混成旅團，由伏見親王指揮，陸續登陸基隆，接替近衛師團的防務工作；又調派乃木希典中將率領駐瀋陽的第二師團餘部來台，加入近衛師團的南進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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