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展開資源重新配置的結構調整過程。農業中激勵機制的改善，調動了生產和勞動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單位土地面積上使用的勞動時間顯著減少，長期積澱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迅速顯性化。這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另一個效應顯現出來，即農民獲得了自主配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權利。農民遵循勞動力市場上的收入信號，分別進行了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域的轉移。
由於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到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在改革期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或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作出了高達44.9%左右的貢獻。
第三步，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於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後經歷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開放到全面開放的歷程；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也為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
作為改革開放的結果，中國經濟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速度。一方面，中國這個成就對於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以及對世界經濟的趨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這一輪全球化，新興經濟體取得了可圈可點的發展成就，世界經濟有史以來首次顯現趨同的趨勢。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發展規律。
展望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新貢獻
文章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70年的光輝歷程，經濟發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訓，也有後40年的創新及其經驗。無論是走過的彎路還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識意義上都是寶貴的財富，值得我們自己珍視，也應該貢獻給正在進行同樣探索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值得寫入發展經濟學的最新版本。根據已經提煉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標，依據相同的改革開放邏輯和路徑，中國仍將繼續進行實踐探索，爭取對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首先，從時間維度延續和升級經濟增長動能。隨著中國經濟跨過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漸趨完結。從增長動力的角度來看，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如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產生有利於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改進的效果逐漸消失，經濟增長越來越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下的優勝劣汰、人力資本提升、技術創新等途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然而，正如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教訓所表明的那樣，並非到了這個階段，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領國家向高收入階段轉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的意義就在於揭示，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據每個國家面對的特殊挑戰，創造出挖掘新增長源泉的條件。對中國來說，這就要求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具有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應。考慮到改革效應，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仍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國等高收入國家的增長水平。這意味著，中國將很快成為第一個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所有形態，並完成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階段轉變的最大經濟體。
其次，從空間維度延伸改革、開放、發展和共享的邏輯。中國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區率先改革開放，較早取得經濟發展實效，實際體現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地區間發展水平差距明顯擴大的情況下，有兩種機制開始發揮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第一種機制主要是市場化的，即沿海地區製造業產生大規模勞動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的流入，增加了農戶收入，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第二種機制則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實行包括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內的各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了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
隨著中國經濟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短缺在沿海地區更為突出，導致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先失去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恰好具備了迎接產業轉移的條件，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型”。同時，中國擘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等區域發展布局，意在通過聚集規模經濟保持製造業優勢。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終在中國喪失比較優勢，需要形成新的“國際版雁陣模型”，即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勞動力豐富的周邊國家和非洲等地區。“一帶一路”建設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進而帶動產業轉移，既契合“雁陣模型”這個一般發展軌跡，也為中國自身的梯度發展實踐證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發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各國尋求經濟發展並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由於發展帶來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進經濟發展的改革與開放，只有從這一目的出發才能得到人民的認同與歡迎。過去40多年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於具有共享性。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情況下，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進”的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這些都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共享發展理念更好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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