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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灣地區歷次“修憲”要點匯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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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七次“修憲”對台灣政治體制影響簡表。 |
中評社╱題：台灣重啟“憲改”的爭議、共識與走向 作者：王英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台灣的“憲改”歷來具有雙重訴求，一是訴求“憲政”發展，二是訴求“台獨”，並且重視從法理上落實“台獨”。新一輪“憲改”也難免會受到“雙重訴求”的驅動，島內各政治力量或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或出於“法理台獨”的需要，可能會使“憲改”偏離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方向。
2017年9月24日，蔡英文在民進黨“全代會”上宣示要啟動新一輪“憲改”。10月10日，又在“雙十講話”中重申了推動“憲改”的意志。外界普遍認為，蔡當局的宣示是經過深入思考和詳細論證後所做的決定，必定會全力推動下去。基於蔡英文上台以來一直在推動“柔性台獨”和“事實台獨”的做法，大陸擔心未來其會借助“憲改”來推動“法理台獨”，因而表現出了對蔡當局“憲改”的高度關切和警覺。
一、前一輪“憲改”的簡要回顧
1991年至2005年，台灣當局在朝野政黨的合作之下，先後進行了七次“修憲”。在“憲法”本文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增修條文就“合理調整國會結構”、“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確立雙首長制”、“推動精省”、“國大虛級化與建立單一國會”、“公投入憲”、“立法院改革”等重大議題進行了改革，其結果與核心內容可以被概括為“一機關兩階段修憲”，一機關即“國民大會”，兩階段即第一階段進行“程式性修憲”，第二階段進行“實質性修憲”。“修憲”內容具體如下表：
表1：台灣地區歷次“修憲”要點匯總表。
資料來源：王英津著：《台灣地區政治體制分析》，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頁。
倘若我們將1946年“憲法”和七個“憲法”增修條文做對照分析，可以清晰地發現，“憲法”關於政治權力配置的章節幾乎全被修改，各個政治部門的具體修改情況，參見下表。
表2：七次“修憲”對台灣政治體制影響簡表。
資料來源：周葉中、祝捷著：《台灣地區“憲政改革”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6頁。
由上可知，台灣地區進行的七次“修憲”，其主要涉及領域是“國民大會”、“總統”、“立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對“監察院”和“考試院”的改革，除第一、二次有所涉及外，此後的幾次“修憲”幾乎沒有再涉及；省級權力配置雖僅涉及兩次（即第二次和第四次），其中，第二次涉及的是將省規定為地方自治團體，規定省長和省議員直選，實現了省自治法制化，但第四次則是對省級建制的精簡，其變化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實非“憲法”的穩定性特徵所能承受。〔1〕從整體來看，七次“修憲”後的台灣政治體制，尤其是“中央政府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體現在“國民大會”虛化與廢止、“總統”重心化、“行政院”幕僚化、“立法院”實權化、“司法院”獨立化、“考試院”邊緣化、“監察院”準司法化七個方面。通過七次“修憲”，台灣地區原有的“憲政”架構已經被打破，但新的“憲政”架構目前尚未形成。〔2〕
就結果來說，七次“修憲”進一步奠定了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但其缺陷與負面後果也非常明顯：一方面，此輪“憲改”是一項不徹底的“未竟工程”，留下了很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憲改”使得台灣當局的政權日趨本土化，對兩岸關係尤其對一個中國框架產生了嚴重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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