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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啟動香港國安立法工作，香港黑暴分子再在銅鑼灣及灣仔違法聚集，打砸燒堵路攬炒，更“私刑”市民。（大公報圖片） |
錢穆一生提倡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禮樂人生”，若泉下有知，見今日新亞學子之言行該作何想？只記得1986年錢穆在台北素書樓上最後一課時，他的最後贈言是“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更何況反共並非一直都是中大和香港青年運動的顔色。1973年，受到內地政治運動的影響，中大崇基書院畢業生修建露天舞台作為獻給學校的禮物，並立起一塊“勞動光榮”石碑。如今舞台和石碑仍矗立在崇基書院眾志堂背後的草坪上，而今日一些崇基學子又對國家和執政黨抱有怎樣的態度，恐怕就不必說了。
今日蔓延在香港年輕群體中的“極端本土”和“港獨”思潮，與老一輩香港人的恐共、反共並不能割裂其聯繫。今日年輕人“反中”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上一輩人“反共”所產生的流弊。
但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不是當年的共產黨，今日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今日的世界也不再是那個的世界。一切都變了，但一些香港人對於執政黨的恐懼與厭惡卻代代相傳，甚至在回歸20多年之後結出了黑暴的惡果。
1997年中英兩國對香港主權的交接是香港在政治上的回歸，但並不等於人心的回歸。人心回歸必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香港公民黨創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創系教授關信基說：“1997年對香港最深遠的影響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態。”
“九七問題的核心是什麼？是問號：一國兩制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千秋萬世？在這個‘計’中間，香港又到底是什麼角色？廣義的九七問題一直存在。九七之前不確定，九七之後‘五十年不變’，又延續了這種不確定性。人在不確定下生活、思想、行為都會變化，會得過且過、賺快錢、冒險、移民。”
關信基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其實他所說的不確定，說到底根源於回歸後港人對於執政黨的不信任，以及由此而生的對於內地的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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