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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係，是台灣2024參選人無法迴避的重大議題，也是台灣的生存發展問題。 |
中評社╱題：“2024：台灣的選擇” 作者：李林傑（成都），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4年台灣大選進入期中進度，對此次選戰所進行之環境與主題的澄清，以及藍綠政策選項的詮釋，或助益選民對手中選票之分量有更富責任性的思考：前者之環境澄清關乎為什麼要慎重而選，後者之主題詮釋牽繫所慎重選擇的是什麼，同時進一步審視藍綠雙方所提供選項之特殊性所在。
一、選擇的背景：地緣戰略斷層綫與政治周期綫
此次選戰所處的環境，在於中美兩強對峙之地緣政治態勢，此種權力對抗使得此次選戰之意義攸關深遠。而中美兩強博弈的測度，不妨以吳玉山教授所言之地緣戰略斷層綫與國內生命周期綫分別作宏觀與微觀的視野觀察：前者可以明晰台灣目前所可以選擇的地緣角色，而後者決定為何是2024這一時間節點做出此種選擇。
戰略斷層綫視野，認為近現代以來的世界地緣紛爭源於工業革命，或者說來源於工業化程度差異導致的實力差異，該差異深刻反映於地緣上的陸海實力對比。二十世紀上半葉打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海洋工業化強權聯合內陸開化較晚、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國家，對近海次工業化次強開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法（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俄羅斯（工業化進程最晚）對打德國和奧匈（工業化進程適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英美（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蘇聯、中國（工業化進程最晚）打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程適中）。而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實際上仍採取了該策略：在穩固西方跨大西洋陣營的基礎上，冷戰期間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中國對抗蘇聯；如今又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印度對抗中國。則直至當下的世界格局，其實仍沒有跳脫出“陸海對決”的歷史框架：歐洲一道自冷戰時期對俄羅斯的鐵幕，東亞一條自1949以來對付中國的島鏈。中國或者俄羅斯（蘇聯）構成主要的陸權力量會同當下工業化次強力量，美國作為海權霸主會同工業化強權利用歐洲之跨大西洋聯盟與亞洲之軸輻同盟對中俄進行離岸制衡，這構成了地緣戰略斷層綫。而當陸海雙方在工業化程度差距日益縮小之際，即於價值鏈與產業鏈位置趨於拉近時，陸海之間的對峙則驟然緊張。過去烏克蘭也好、東歐國家也好，台灣也罷，不會像今天這樣兵兇戰危、草木皆兵，馬英九時期甚至還常講“兩岸已是康莊大道”；但當陸海力量對比趨於持平時，中美之間的局面便急轉直下。
在以中美對峙為代表的陸海對決下，面對幾乎不可避免的宏觀態勢演進，台灣所選擇的地緣角色則對自身尤為重要。在中美台戰略三角中，考慮到美國對台灣始終存有的地緣戰略需求與中國大陸堅持到今的和平統一方針，台灣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五種，分為三類角色：或者對中或者對美的側翼；略偏向美方或略偏向中方的避險夥伴；以及中美兩方都爭取的樞紐。按照純粹的理論演繹，維持盡可能多的友好關係及盡可能少之敵對關係是角色的最佳偏好目標，則樞紐的角色效益要高於避險夥伴，避險夥伴則高於側翼；後者意味著自身徹底之“棋子化”“邊緣化”從而存在於大國博弈中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而可行性上，樞紐的可行性最具艱難，其牽繫到的大國平衡之術不僅妙用存於一心，且繫於其不可控之大國權力互動進程；在現實性上，李登輝、陳水扁與蔡英文三屆政府均選擇了“對美方之側翼角色”。而馬英九開創了台灣的另一種可能性：“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其路綫之“親美友日和中”首次將“和中”之兼顧中國大陸的安全抉擇化為現實，憑藉的則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一國兩區”條文。中美對峙是陸海地緣態勢演進所決定的，難以避免，而台灣理論上最佳的角色偏好為保持等距之“樞紐”，即使其可行性上操作難度屬最大，而於現實性言，歷史所見證的台灣之現實選擇無非“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兩種。2024的抉擇亦是如此：在中美兩強對峙的態勢下，台灣是選擇將安全基點操之於己、獲得力所能及之平衡度，還是選擇完全側翼於華府？後者實質包含著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另外則亦需附上對中美陸海實力消長的結局預判作為長期參考，即理性而非感性地看待中國大陸是否會崛起。
政治周期綫視野，在於對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言，當其內部權力穩固的時候，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時就會擁有較大彈性；這裡的“彈性”分兩個層面：軟的可以更軟（對外作較大讓步/嘗試冒險性接觸），硬的可以更硬（採取軍事或準軍事手段）；而當政治人物面臨選舉/換屆等壓力的時候，對外態度通常會趨於強硬：比如1996年台海危機和2022年圍台軍演，均發生在政治周期中間節點之前。測度權力鞏固與不穩定之時間節點，則但凡存在選舉制的政治體系內，政治人物在剛剛勝選時聲望最強，之後逐漸減弱，至下次大選前跌到谷底；而於繼承制下，政治人物在剛剛上任時最弱，之後逐漸鞏固增強，不過在政治周期交接處會發生波動（變弱）。以台灣為樣板，例如台灣政治人物在選舉期兩岸路綫上幾乎毫無作為，兩岸問題上一片強硬，唯恐因示弱而丟失選票。不僅民進黨如此，國民黨也類似，衹有到了選間期，才會回歸兩岸政策本身，乃至馬英九執政八年未能有敢一晤大陸領導人直至選舉臨近結束，了無掛礙，無掛礙故方得成行。又譬如政治人物勝選之初，大有兩岸關係開創擘畫之心力，如陳水扁之“四不一沒有”，而蔡英文勝選後即宣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一度被大陸認為是“未完成的答卷”（重點在答卷二字之褒義定義）。而當支持聲量下滑則不惜訴諸兩岸關係的對抗性；此種具有獨派色彩的台灣領導人之“對抗性曲綫”在學界已有呈現。
審視2023~2027年間大陸、台灣和美國的政治周期節點。大陸方面的政治周期節點在2027中共二十一大之政治議程，於最初的2023~2026年11月大陸都應處於穩固狀態。而及至2026年末，大陸方面的耐心可能會有所降低，強硬立場或將佔據主導地位。美國方面的政治周期節點在於2024與2028年兩次總統大選，2023下半年中美關係仍存在緩和的可能性，進入選舉周期則對華維繫緩和難度較大。而2024年大選後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於2025-2026年均構成中美關係的重要窗口期，屆時若無法達成諒解則又各自進入政治周期節點。台灣方面的政治周期節點即2024年的選舉，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重大影響；而2025—2026年中美亦有緩和的時間窗口，其間對於兩岸關係的外生影響亦是攸關。鑒於包括美方在內相關人士多預判2027年是大陸涉台舉措的重大觀察節點，則2025—2026年對兩岸關係的走向影響深遠，可能關乎中程乃至終程的解決方案產出。審視台灣2024的選舉結果，其能否做出合理的兩岸路綫抉擇，決定了大陸方面的涉台回應，此間大陸的回應能力是較具彈性的。而正確地選擇中美的緩和窗口則有希望讓兩岸關係起死回生，反之可以預料的是兩岸關係的螺旋式下降與安全困境持續。如進程的惡化會隨2027與2028年中美新政治周期節點的到來，則兩岸關係的最壞預判或許會伴隨偶然性而成為現實。
二、選擇的主題：“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
此次選戰內涵的主題，衆說紛紜，國民黨朱立倫主席言其關鍵在於選人，強調藍白候選人的合作所帶來之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張亞中先生言其在於選路綫，即對陸備戰路綫與對陸接觸路綫的選擇；馬英九先生言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而賴清德鼓吹為民主與專制的對決，莫衷一是。整合上述的言論，可以以“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加以包容，達到對此次選戰內涵——抽象性的觀察尺度。
大陸鄧曦澤教授首先提出了“問題－方法－效用”三段論結構：即問題是什麼、方法是什麼，和效用是如何，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問題結構，即“因為什麼而為了什麼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為“問題+方法+效用”的結構。這個結構是生存活動的基本結構，也就是元結構。“問題－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結構，當主體意識到這個結構之後，還可以將之從生存活動中提取出來，明確表述為一種理論，作為指導自己行為的方法論。在這個結構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問題。而不同的主體在面對同一個問題，會訴諸不同的方法，由是依托主體的不同延宕至方法的差異及其效用的區別，三段論結構便轉化為四段論結構，即“問題－主體－方法－效用”。應用到上述台灣衆說紛紜的言論，則朱立倫所說之選人，為主體層面的選擇；張亞中所說之選路綫，為方法層面的選擇；馬英九與賴清德所言的和平對戰爭、民主對專制，為效用上的評價；人、路綫、結果，會同主體、方法、效用，皆是服務於問題的解決：即台灣的生存問題；則觀測之尺度便一目瞭然了。
台灣的生存問題有兩條主綫，一條是內政問題，另一條是兩岸關係問題。前者牽繫治理議題諸如核電存廢、年金改革、疫情防控等，於縣市長選舉中常常成為主基調；後者則是如何處理中國大陸之外生權力主張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在大選中往往成為焦點。相對於紛繁複雜、家長里短的內政治理議題，統一與被統一、戰爭與和平的兩岸關係議題，顯然更加能够調動人們敏感的神經。就像大陸這邊有關佩洛西訪台和圍台軍演的話題會引起熱議一樣，台灣內部同樣如此；越是極端的選舉議題，越是煽動起對立情緒，基本盤選民越容易歸隊，投票率越高。較好地處理中國大陸的外生壓力結構，需要較強的技術性、適當的彈性力，乃至一定的模糊性才能精巧而合理地回應；而民進黨訴諸簡單的對抗手段，不具技巧性而沾染狂熱激情，適宜選票層面的情感動員，但易將兩岸關係推入萬劫不復、兵兇戰危。因此技巧的模糊性所指涉的理性因素與其簡單性所牽繫的感性因素呈現反差，前者有利於問題妥善解決但不為人的感性所偏好，後者則易訴諸感性認同但可能使得問題惡化乃至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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