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平協議的名稱”與國際參與的名稱
總統府發言人張淳涵轉述蔡英文的說法：“兵戎相見絕對不是兩岸選項”，這是台灣人民的共識。她的積極主張是：“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我們也願意和北京當局，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法。維持台海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這又是蔡英文一貫使用的“話術”。民進黨政府最重要的政策方向，就是嘴巴講“和平”，行動搞“兩國論”；至於說“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維持和平穩定的方法”，其實《反分裂國家法》第七條也有同樣的主張：“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內容包括“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如果海峽兩岸都能夠接受“一中兩憲”的主張，將來雙方要以對等“政治實體”的立場，簽訂“和平協議”或其他涉及政治問題的協議，既然不能使用現有的國名，不妨使用“台北中華”(Taipei China)和“北京中華”(Beijing China)的名稱。在這兩個名稱中，“台北”和“北京”分別代表兩個“政治實體”的首府所在地，也可以作為“China”的形容詞，其意義分別為“台北的China”和“北京的China”，代表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誰都沒有被誰“矮化”成“地方政府”。
將來在兩岸關係的正式公文書中，使用“台北中華”和“北京中華”；在參與國際組織的場合，則可以使用“Taipei China”或“Beijing China”。
用國民黨主張的“一中各表”來看，“台北中華”指的是在台北的“中華民國”，“北京中華”指的是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大家都是中國，完全符合“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精神。
這兩個名稱的最重要創意之處，在於英文用China，中文用“中華”。意義雖然一樣，但卻可以讓“逢中必反”的綠營人士保持冷靜，理性看待兩岸問題。大家必須靜下心來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台灣可以接受“中華台北”，卻不能接受“台北中華”？柯P曾經說過：他的底線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英文名字難道不是Republic of China嗎？把Taipei China解釋成首都位於Taipei的China有什麼不對呢？
接受“一中兩憲”的政治現實，便可以解決台灣參與國際的問題。過去多年來，台灣曾經以許多不同名稱參與國際組織，每種名稱所受到的待遇都不太一樣。最早是奧會模式，1981年在瑞士國際奧委會恢復台灣在國際運動賽事的會籍，台灣可以“Chinese Taipei”（我譯中華台北）加入，第一個大型國際運動賽事，就是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
另一個是世界貿易組織的WTO模式，台灣是以“台澎金馬經濟體”加入，是源自“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2008年後，兩岸關係改善，隔年台灣受邀以Chinese Taipei之名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部長層級可出席大會。但觀察員沒有投票權、被提名權和參加總務委員會的權利。
2013年9月，台灣再以“中華台北民航局”（Chinese Taipei CAA）名義，以受邀貴賓（Guest）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但比“WHA模式”的觀察員低了一級。
台灣原本是亞銀的創始會員國，一九八六年因中國大陸入會而被片面改名為“Taipei,China”，台灣每年參與都會提出抗議。一九九八年香港以“HongKong,China”的名義加入，亞銀因此創造出在逗點後不空一格的方式，將台灣會籍名稱改為“Taipei China”，以區分台灣與中國特區不同；這種以非正式國家卻仍保有會籍的“亞銀模式”仍然沿用至今。“中華台北”的英文名是Chinese Taipei，對不懂中文的老外而言，意思就是“中國的台北”。衍用這種不倫不類的名稱，被大陸吃足豆腐，那有什麼國家尊嚴可言？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稱加入國際組織，才是不折不扣的“自我矮化”。以“亞銀模式”加入國際組織，為什麼會“矮化”台灣？
四、大陸方面的反應
二次政黨輪替之後，由“民主行動聯盟”原班人馬組成的“兩岸統合學會”，曾和大陸涉台學者舉辦四次會談，討論如何建構兩岸和平框架。
在第一次會談中，我提出“一中兩憲”的主張，建構兩岸以對等憲政實體的立場，簽訂和平協議。大陸代表卻疑慮“一中兩憲”會不會變成“兩國論”？張亞中教授因此在第二次會談中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構想，認為依照歐盟經驗，將來雙方以對等立場簽訂的各種協議，可以視為“第三憲”，兩岸便能逐步走向“統合”之路。
2011年元月，在澳洲雪梨附近“南天寺”舉行的“南天會談”中，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說，以“一中兩憲”描述兩岸關係的現實，“是沒有問題的”，“第三憲”則是“未來的理想”；“一中兩憲”既不是聯邦，也不是邦聯，而且在國際也有先例，像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和桑給巴爾之間的關係，便是“一國兩憲”。
當時我對坦桑尼亞和桑給巴爾的關係一無所知。回台灣後，在2011年2月出版的《中國評論》上，發現了一篇文章，題為：“聯合共和國：坦桑尼亞模式與兩岸統一模式初探”，一開始便說，2009年2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坦桑尼亞時，與坦國總統基奎特舉行會談，同一天他又會見了桑給巴爾總統卡魯姆。“令人不可思議，一個國家怎麼會有兩個總統呢？而且在國事活動中都得到外國元首的正式會見。其實，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是由坦噶尼喀（大陸）和桑給巴爾（島）兩部分聯合而來的，以前是各自獨立的國家，作為聯合共和國一部分的桑給巴爾，目前仍有自己的憲法與總統”。
作者指出，位於東非的坦桑尼亞面積九十四萬餘平方公里，位在東非外海的桑給巴爾面積兩千六百餘平方公里，是一個海島，坦桑尼亞人口約四千萬，其中桑給巴爾近一百二十萬，面積比例約365比1、人口約34比1，中國大陸總面積與台灣的比例約268比1、人口約56比1，兩者極其相似；文中還強調，“胡錦濤主席作為中國國家元首，訪問坦桑尼亞期間在會見聯合共和國總統後，還要會見桑給巴爾總統，其他到訪的中國領導人也會依此慣例”。
果然，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訪俄行程後，3月25日訪問非洲首站，在同一天內與坦桑尼亞總統基奎特會談，接著又會見桑給巴爾總統謝因；並允諾參與連結坦桑尼亞和桑給巴爾的坦桑鐵路改造和營運。瞭解大陸政治的人都知道，領導人任何公開行動，都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在我看來，2014年2月底，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連習會後對外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形成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係”，已經開啟了“一中兩憲”的新時代。當時跟“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為23個。
五、結論：“一中兩憲”與“反代理人戰爭”
從本文的析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今天的兩岸關係之所以會搞成當前這種“劍拔弩張”的態勢，主要是因為民進黨政府為了謀求“台獨”，不惜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政策，心甘情願當美國的“馬前卒”，幫美國人打“代理人的戰爭”。
今（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開打以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已經成為大多數台灣人共同關切的一項話題。其實大家都很明白，烏克蘭的面積為台灣的160倍，是歐洲第二大國家，而且它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有外交關係，所以戰事可以拖延半年以上。台灣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萬一兩岸戰爭，結果必然是“首戰即終戰”，殊少有任何迴旋的空間。因此，如何維持兩岸之間和平穩定的關係，便成為台灣朝野各界必須嚴肅思考的一項重要議題。
二十大之後，10月26日，前總統馬英九在遠見高峰會上透過視訊連線，與澳洲前總理、中西事務專家陸克文對談。馬英九指出，台灣應主動和大陸對談，讓緊張情勢能暫時和緩，他相信雙方還是能找到對談方案，例如他執政時提出“和陸友日親美”，以憲法的台灣地區、大陸地區框架與對岸對談，就讓心結及誤會減少。
馬英九表示，中共二十大後對台灣的立場感覺上更為嚴厲，民進黨抗中保台的政策衹會讓兩岸關係不斷惡化，應該好好檢討；現在“反正就是靠美國打”的狀況，他認為最危險，因為不曉得有什麼事是不能控制的。
陸克文表示，未來中美競爭加劇不可避免，但中美戰爭是可避免的，建立“管控的戰略競爭”的大框架，可降低因競爭升級而衝突的風險，第一是中美雙方充分競爭戰略、經濟影響力，看誰的發展模式比較好；第二，雙方可就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進行合作，“如果二○三○年，大家沒有在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或破壞性強大的網絡攻擊，那就是成功”。
馬英九所說的“以憲法台灣地區、大陸地區框架”，就是本文所主張的“一中兩憲”。二○三○年之前，台灣將舉行今年十一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以及2024、2028年的總統大選。目前看來，兩岸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在野勢力一面以“反代理人戰爭”作為主軸，互相串聯，反抗民進黨當局的政策，一面以“一中兩憲”的立場，和對岸保持交往。捨此之外，別無他途！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總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