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寫文章批判胡適的1958年，正是殷氏生命中“聲華鼎盛”的時期。胡適更是位居要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怪異的是，身為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對於這樣一位“學術文化名人”所提出的嚴肅批評，居然不理不睬，翌年仍然到台灣大學法學院講“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說自己“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祇會重複講“那一些老話”！
胡適用“置之不理”的態度對待殷海光對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學術同儕對他的質疑？在那個時代，站在學術立場批判殷氏主張的主要人物正是胡秋原。
四、殷海光的“學術詐欺”
胡氏曾經在《中華雜誌》上一連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殷海光的《邏輯新引》和《思想和方法》。在〈評兩本錯亂欺人的書〉中，胡秋原（1965）針對《邏輯新引》一書的形式、術語、內容，提出了五項二十一條質疑，指責：殷海光《邏輯新引》的內容，其實是金岳霖《邏輯》一書的“舊抄”。他嚴厲地批評殷海光“亂抄”金氏著作，“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亂說”。他敢於如此“大膽詐欺，無非欺中國非西方，無人有邏輯常識，也沒有人重視真誠”，“所以他大可亂吹”。
這是非常明確的挑戰。胡秋原提出的五項二十一條的質疑，都是針對“邏輯”而提出的學術問題。依照西方學術社群的規範，殷海光應當針對胡氏的具體指控逐一作答。然而，殷海光對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點名叫陣，又寫了一篇〈評殷海光另一本更錯亂詐欺的書“思想與方法”〉，以及〈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並將這三本篇文章集結成冊，題為《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胡秋原，1966）。
在〈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中，胡秋原指出：邏輯實證論和語意學“祇是三十年代起來的一種運動，是一消逝中的現象”。它們“有一定的學問立場，即擁護科學，反對玄學和宗教”。這“兩者是非政治的，並且是反對一切政治宣傳的”。“殷海光以邏輯實證論語意學作政治宣傳，即用玄學作為代替中國歷史和傳統，中國民族和自由中國的代名詞，而作政治攻擊。他表面上講科學、邏輯、實證論、語意學，實際上除了謾罵以外，沒有一句話在學問上不是亂說亂扯的。”
由於殷海光對他的學術挑戰不做回應，胡秋原也不留情面地對殷海光作“人身攻擊”。他說：
此處我還要說到何以殷海光有他那一套“思想”和表演。首先，他的基本教育根本沒有受好，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知，一切科學常識也沒有，英文文法也沒有學好。在抗戰時期，進大學比較容易，師資也不是十分整齊。此時他在金岳霖之下，接觸了邏輯。而金岳霖者，也原無什麼學問和思想而卻是一個喜弄玄虛的人。自西南聯大時期，到大陸淪陷之前，他當然已聽了若干反民族宣傳，也學到罵人的習慣，並看見棒子暴力之運用。到了台灣以後，他原來寫點黨八股，寫不下去了，又得到一點什麼啟示，再記起西南聯大時期的民主口號，忽然成為大學教師。在學校中他發現pq之類很少人懂，又翻了一下卡納普，便亂講邏輯實證論，沒有人批評他，反有人以為新奇，便索性裝起羅素專家架子騙人，實際上他沒有看羅素的書，除了金岳霖的斷片拙劣的翻譯以外。
別人愈不懂他說的什麼，他便愈成為專家，他便愈罵起人來，便開始有了群眾，也便鼓勵他有意識的進行詐術了。繼而到美國數月，到了哈佛，又由費正清那裡聽到什麼傳統、現代、衝擊、中國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他便學成歸國，又有人出錢印現代學術季刊。在不滿現實心理之增加以及費正清之類人物感召之下，他的野心日大，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而進於大膽詐欺，如上說的種種表演了。一言以蔽之，他自己之無知，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缺陷，加上費正清之類的影響，便有了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頁18）
五、大學的使命
胡秋原十分明瞭：台灣知識界有人替殷海光說話，是因為殷氏是當年知識界“自由派”所推崇的“自由鬥士”、“民主導師”。胡氏認為：這問題可由兩方面說。就反現狀這一面而言，“反現狀之本身並非絕對的神聖”，“在自由中國反現狀沒什麼了不得”。可是，從另一面來說，“學術詐欺的罪惡”是絕對的。他說：
一切詐欺不可以，學術詐欺罪不可以。學術詐欺不僅比無知更壞，而且造成最大的敗德。我們須知現狀何以令人不滿。這無非由於“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因而缺乏人才。救國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顧亭林在亡國之後主張“博學於文，行已有恥”，這八字依然是立國救國之根本方針。而以學術詐欺來反現狀，其結果祇有比現狀更壞，因為這祇有造成更無知更敗德的人。（頁14）
“這不是小事。這比貪污、殺人還要嚴重。縱一切可敗，教育學術不可敗”。在他看來，“一切可壞，青年不可壞。我們可誤，我們子弟不可誤。處處可詐，學校教室不可詐。我所說的不是筆墨官司，而是事關民族永久的興亡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戰敗之後，拿破崙佔領柏林，德人賠款割地，訂城下之盟。在國困民窮之時，大政治家和大學者洪保德認為復興國家，首先要辦一好大學，乃決定創辦柏林大學。創辦之時，菲特烈威廉三世宣布大學目的說：“國家在物質上損失了的，要在精神力量上補足起來。”
洪保德宣布大學宗旨說：“大學是為純粹學問而設立的。”“教授不是為了學生的，教授與學生都是為了學問的。”大學之使命，“不是傳授知識，是要產生知識”。
學問如何產出呢？弗蘭克福大學大禮堂壁上刻著下列銘文：“在國防戰備上如鋼似鐵的民族，要以精神之宮殿來作育你們。你們是這宮殿之守護者，當為德意志之名譽而善護之。在研究和學說上，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正！”而這也是整個德國大學之傳統。（頁22）
這場論戰發生時，我是台灣大學大學部的學生。當時我站在“自由派”的立場認為胡秋原是個“民族主義者”。半個世紀後，今天重新檢視這段歷史，我的看法卻完全倒反，認為胡氏的論點，才是正確的。然而，胡適、殷海光、余英時這三位“自由主義”的大師，為什麼對於他們學術立場的質問不理不睬，難道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特色麼？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胡秋原對殷海光做人身攻擊時，說他“到美國數月，到了哈佛，又由費正清那種聽到什麼傳統、現代、衝擊、中國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學成歸國後，便有恃無恐，在“費正清之類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
六、“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做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分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的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從我這一系列文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余英時以為自己就是那位走出洞外的哲學家！事實上，“五四”以來，大多數“全盤西化派”都有類似的心態，他們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識的來源，不過因為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際遇和表現方式而已。中國近代史上“全盤西化派”最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中國全力推其業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到台灣後，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評他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評殷海光在台大講授的“邏輯哲學論”，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評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宣揚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時至今日，海內外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人認定：西方是所有“現代”知識的來源，他們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華，又瞧不起中國文化傳統，不知不覺陷入余院士所謂“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龔忠武在〈辛丑元年祭〉中說：余院士是“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其實他是“最出色的買辦學人”，而不是“最後一個”。他的“出類拔萃”，在於他能夠參與“哈佛幫”，製造“眾人敬仰”的“學術典範”，然後再回過頭來，“訓誨”其華人同儕不可以“雙重邊緣化”！余院士的這個本事，在龔忠武所寫的另一篇文章〈哈佛的激情歲月〉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2月號，總第290期） |
